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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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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
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
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 ）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
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
（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
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
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
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
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
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
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
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
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
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
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
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
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
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
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
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
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
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
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
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
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
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
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
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
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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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
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
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
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
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
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
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
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
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
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
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
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
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
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
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
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
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
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
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
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
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一与中共的合
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
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
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b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
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
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
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
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
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
掌声中宣告闭幕。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
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
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
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向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
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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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
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
当时俄共的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
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
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
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
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
烦，议论纷纭，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
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
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
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
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
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
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
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
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
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
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
在战争中受过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
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一青年恳切安
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
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
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
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
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
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
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
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
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
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
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
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
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
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
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
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
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
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
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
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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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
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
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
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
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
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
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
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
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
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
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
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
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
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
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
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
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
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
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
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
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
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
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
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
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
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
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
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
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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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予以确切的说
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
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
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
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
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
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
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
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
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
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
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
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
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
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
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
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
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
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
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
结果所拟具。从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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