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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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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
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
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
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
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
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
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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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
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
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
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
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
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
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
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
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
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
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
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
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
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
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
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
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
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
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
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
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
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
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
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
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
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
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
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
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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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
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
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
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
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
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
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
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
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
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
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
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
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
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
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
中共六次大会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
也并非是表示决绝。不过，最近他的反应如何，我则不得而知。他从前确有能力办一张像样
的报，但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
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
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
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
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
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
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
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
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逸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
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
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
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
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
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
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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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
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
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
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
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
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
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
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
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
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
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
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
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
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
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
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
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
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
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道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
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
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
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这
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这样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则认为这会妨碍建设的进行，因而提出辞
职，作为抗议。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
布哈林再没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了。莫斯科遍传反布哈林的声浪，却听不见答
辩的声音。俄共的传统，反对派原是可以公开辩护的，甚至反对派可以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
中央的多数派。可是到了此时，这种种权利完全被斯大林剥夺了。布哈林没有任何回答的机
会。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领略了这种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
央发言，他用坚决的语气，表示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由反右派发展到消灭右派，自然是一
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为了甚么理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只有李可夫在大会
中发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领导，毫无违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调者不过是想修正一些实行
中的偏差而已。虽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着严重的处罚，后来，竟因此丧失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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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倾主张，有下列各要点：一、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增
加轻工业发展的比重；二、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减轻战争的威胁，三、苏联境内的
阶级斗争，不应该日益加剧，而应该逐渐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认为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使受着战争威胁的苏联，束手待毙，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他主张竭尽一切力量，加速重工业发展，要求全国人民扎紧裤带，不
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
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
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
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
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
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
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
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
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
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
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
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
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
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
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
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
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
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
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
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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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
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
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
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
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
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
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
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俱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
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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