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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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　
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　
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　
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　
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　
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　
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　
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　
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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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　
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　
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　
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　
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　
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　
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　
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　
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　
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　
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　
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　
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　
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　
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　
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　
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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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　
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　
　《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　
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　
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　
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径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　
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　
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　
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　
国代表之间的交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　
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判　
为右倾调和派，不准再预闻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动色彩，企图暗中予以纠正，便　
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　
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　
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　
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　
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人在德　
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　
即这两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　
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两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危机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态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党　
中，又被视为制造分裂的人物。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　
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　

　　　　周恩来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　
握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裴然，他的能干和政治　
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　
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　
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　
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　
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时正　
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　
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　
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　
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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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定，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国民党党内军阀的战争连续不断。　
南京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九月有张发奎反南京　
的战争；十月有蒋冯的战争；十二月又有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一九三〇年春，　
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这一幕一幕的战争，相因的又产生了工商业的不振，人民　
负担的加重，工农的痛苦加深，饥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酉良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当时，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十九个，一九三　
〇年五月间，工农红军增至十三个军，实力约为六万二千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一九三　
〇年七月间，蒋与冯阎之战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所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　
攻下长沙城，占领了五天。这些事使李立三更为乐观，认为革命成功，为期不远了。　

　　　　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由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集中各地红军，　
再度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　
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　
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　
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　

　　　　李立三这个计划为共产国际的两个德籍代表所反对。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　
共产国际，应本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　
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至此，立三路　
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无异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　
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　
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　
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　
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　
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　
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份记录也显示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态度，瞿秋白讨论到李立三这个主张时，并未表　
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　
后果。瞿秋白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赞成，也可以说是劝阻。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不　
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封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　
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　
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　
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　
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　
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　
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　
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制，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　
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　
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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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　
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　
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蠢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　
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　
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　
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　
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　
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　
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　
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　
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　
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　
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们算。我在瞿秋白　
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向外　
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　
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奥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　
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　
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　
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　
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　
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　
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　
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　
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　
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　
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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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　
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　
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　
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　
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　
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　
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　
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　
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