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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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　
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　
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　
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　
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　
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　
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　
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　
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　
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　
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　
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　
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　
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　
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　
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　
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　
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　
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　
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　
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　
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　
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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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讨，但未组成反　
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　
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　
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　
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　
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　
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功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　
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时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　
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　
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　
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　
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　
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　
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　
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　
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　
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　
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　
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　
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　
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　
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　
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　
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　
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　
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　
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　
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　
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　
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　
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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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　
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　
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　
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　
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　
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　
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　
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　
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　
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　
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　
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　
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　
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　
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　
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　
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　
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　
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　
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　
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　
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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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　
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　
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　
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　
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松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　
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　
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　
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一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　
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　
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　
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　
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　建立苏区以后　　

　　　　一九三三年初，田松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松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　
扫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帅的兵力约有三十余团，由南　
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　
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松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　
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松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　
我们又必循包围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　
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　
因而与田松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且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　
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而且敌军的　
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　
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　
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　
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　
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　
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此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　
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　
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的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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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步步紧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　
江县成，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松尧的前线　
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　
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　
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　
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　
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　
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别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　
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　
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　
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　
江相持。田松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　
左右，但田部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　
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　
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　
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狭小地区，已是兵　
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　
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　
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　
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　
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　
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　
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　
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　
作。党政军事物，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　
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　
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