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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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　
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　
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　
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　
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　
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万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　
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　
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　
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　
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　
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　
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　
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　
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　
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为最　
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　
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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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　
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攻刘湘指挥。唐　
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　
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　
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　
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　
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　
军在手榴弹和我们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　
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　
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　
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　
军主力转而包围了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炒到敌　
人后面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　
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　
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　
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　
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　
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　
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　
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　
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　
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　
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　
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　
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　
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　
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　
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　
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　
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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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　
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　
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　
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　
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　
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　
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　
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　
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　
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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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　
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　
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　
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　
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　
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对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　
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有苍溪地区渡　
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　
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属当地游击战争的　
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　
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　
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　
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　
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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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　
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　
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　
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　
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　
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　
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　
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松尧两部，据险设防，　
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　
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　
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　
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　
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　
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　
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①地方，训练　
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苍　
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切准备好了，实行敌前强渡，不幸我们的渡江计　
划，事前已为敌人获悉。敌方的高级将领在苍溪对岸，一直监视到午夜，没有发现我们的丝　
毫行动，他们怀疑他们的情报不可靠，判定在这个宽逾三百公尺的激流江面，对岸并没有任　
何船只，红军决无渡江可能，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可是，就在这晚夜深三时左右，我们成功地渡过嘉陵江。我们运来一百条船，都隐藏在　
敌人所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三时左右，一起出动，直驶对岸，很顺利的夺得了敌人的滩　
头阵地。我军大队跟进，乘势扩展，一个接一个的攻下了苍溪对岸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我　
们这一渡江行动使敌人为之惊奇不已。　　

　　　　由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我们夺得了敌人所扣留的大批船只，很迅速　
的在苍溪县城的嘉陵江渡口上，建成一座浮桥。等到第二天近午，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　
我们建立浮桥的工程完成了。敌机的投弹技术似不高明，在浮桥周围投了几百枚炸弹，始终　
无一命中。　　

　　　　邓锡侯、田松尧两部因后路被我军抄袭，乃尽撤嘉陵江之防，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　
城。我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月一百里长的东西沿岸，并向剑阁、梓潼、盐亭追击败退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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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然成功的渡过了嘉陵江，但敌人所加予我们的压力是愈来愈强大。蒋介石本人在　
当年一月间即曾到重庆部署对付我们，他的军队分由长江及贵州入川的已不在少数。被蒋改　
编的原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早已到了我们北面陕甘南部地区，这些新调来的敌军大约在几　
天之内就会迫近我们了。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　
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　
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　
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　
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　　

　　　　我们东面的川军，因我军主力渡过了嘉陵江向西移动，迅即占领通江巴中县城，正向南　
两江挺进。这时徐向前已率部由仪陇前线后撤，经苍溪渡江。陈昌浩只能在这个区域部署少　
数游击部队，以巴山山脉为倚靠，作些牵制性的游击行动。陈本人则率殿后部队向苍溪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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