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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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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 
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 
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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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 
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 
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 
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 
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 
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 
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 
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 
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西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 
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 
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 
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 
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 
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应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 
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 
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 
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 
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 
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 
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 
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 
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 
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 
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 
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 
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 
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 
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 
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 
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 
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 
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 
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 
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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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 
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 
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 
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 
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 
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 
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 
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 
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 
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 
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 
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 
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 
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 
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 
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 
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 
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 
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 
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 
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 
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 
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 
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 
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 
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 
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 
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 
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 
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 
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 
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 
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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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 
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 
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 
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 
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 
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 
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 
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 
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 
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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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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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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