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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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　
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　
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　
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　
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　
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　
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　
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　
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　
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　
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　
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　
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　
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　
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　
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　
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　
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　
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　
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　
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　
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　
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　
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　
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　
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　
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　
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　
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　
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　
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　
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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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　
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　
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　
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　
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　
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　
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　
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　
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　
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　
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　
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　
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　
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　
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　
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　
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　
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　
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　

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　

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　

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迫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　
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　
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　
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　
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　
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　
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　
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　
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　
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　
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　
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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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　
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　
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　
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　
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　
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　
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　
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　
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　
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　
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　
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　
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　
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　
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　
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　
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　
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　
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　
　“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　
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　
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　
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　
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　
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　
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　
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　
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　
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　
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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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　
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　
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　
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　
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　
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　
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　
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　
人防守，即将被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　
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　
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即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　
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　
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　
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侯命行　
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　
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　
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　
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　
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　
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　
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　
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　
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　
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　
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　
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　
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　
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　
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　
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　
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　
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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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　
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　
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　
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　
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　
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　
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　
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　
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　
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　
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　
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　
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　
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　
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　
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　
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　
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　
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　
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　
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　
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　
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　
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　
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　
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　
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　
举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