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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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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
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
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
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
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
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
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
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
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
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
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
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
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
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
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
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
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
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
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
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
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
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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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
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
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
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
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
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
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
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
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
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
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
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
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
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
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
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
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
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何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
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
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
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说明，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
值不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
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
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泄漏机乞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也许是
他们听了他这种议论，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
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
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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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
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
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
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
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纷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
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
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
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妥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
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
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
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
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
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
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
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
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
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
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
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
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
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
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
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
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
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
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
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
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
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
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
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
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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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
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
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
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
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
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
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
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
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
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
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
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
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馗尬的神情，
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
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
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
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
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
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
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
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
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
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
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
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
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
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
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
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
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
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
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
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
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
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
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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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
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
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
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
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
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
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
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
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
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
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
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
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
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
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
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
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
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
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
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
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
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
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
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
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
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
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
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
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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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
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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