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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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　
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　
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　
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　
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　
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　
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　
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　
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　
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　
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　
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　
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　
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　
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　
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　
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　
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　
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　
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　
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　
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　

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　

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　
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　
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　
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　
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　
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　
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　
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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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　
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　
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　
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　
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　
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　
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　
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　
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　
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　
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　
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　
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　
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　
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　
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　
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　
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　
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　
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　
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　
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　
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　
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　
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　
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　
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　
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　
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　
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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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　
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　
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　
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　
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　
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　
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　
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　
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　
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　
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　
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　
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　
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　
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　
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　
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　
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　
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　
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仰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　
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　
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　
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　
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　
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　
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　
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　
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　
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　
迳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示，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　
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　
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坟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　
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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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　
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　
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　
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　
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　

　　　　　　　　　　　　　　　　　　　　　　　　第六篇　　　　　　　　国共合作的发展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压迫和反抗压迫中成长起来的。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的中共中央，　
却寄存在上海租界里，租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这枝嫩芽成长起来。它经常给予中共以严重的　
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　
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　
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　
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　
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　
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　
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　
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　
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　
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　
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　
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　
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　
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　
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　
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　
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　
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　
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　
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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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　
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　
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　
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　
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　
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　
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　
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　
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　
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　
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　
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　
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　
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　
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　
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　
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　
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　
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　
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　
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　
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　
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　
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　
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　
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　
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　
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　
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