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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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　
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　
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　
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　
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　
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　
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　
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　
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　
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　
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　
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　
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　
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　
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　
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　
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　
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民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　
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　
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　
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　
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　
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　
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　
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　
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　
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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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　
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　
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　
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　
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　
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　
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　
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　
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　
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　
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　
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　
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　
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　
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　
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　
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　
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　
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　
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　
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　
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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