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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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　
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　
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　
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　
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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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　
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　
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　
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　
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　
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　
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　
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　
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　
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　
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　
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　
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　
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　
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　
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　
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　
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　
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　
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　
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　
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　
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　
他将无法交差；因面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　
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　
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　
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　
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　
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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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　
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　
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钓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　
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　
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　
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　
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　
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　
铁路罢工的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　
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　
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　
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　
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　
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　
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　
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　
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　
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　
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　
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　
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　
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　
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　
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　
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　
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　
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　
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　
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　
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　
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　
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　
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　
任何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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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　
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　
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　
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　
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　
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　
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　
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　
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　
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　
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　
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　
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　
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　
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　
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　
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　
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　
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　
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　
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　
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　
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　
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　
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三号；因为　
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　
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　
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　
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　
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　
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　
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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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　
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　
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　
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　
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　
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　
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　
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　
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　
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　
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　
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　
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　
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　
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　
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　
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　
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哲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　
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⑤　

　　　　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　
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　
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　
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　
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　
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　
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　
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　
工会。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　
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　
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　
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　
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　
别收藏或焚毁，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　
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浦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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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　
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　
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　
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　
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　
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　
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　
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　
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　
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　
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　
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　
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