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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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　
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　
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　
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　
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　
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　
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　
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　
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　
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　
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　
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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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　
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　
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　
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　
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　
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　
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　
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　
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　
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　
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　
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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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　
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　
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　
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　
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　
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　
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　
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　
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　
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　
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　
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　
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　
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　
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　
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　
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　
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　
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　
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　
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　
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　
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　
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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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　
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　
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　
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　
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　
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　
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　
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　
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　
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　
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　
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　
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　
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　
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　
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　
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　
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　
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　
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　
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　
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　
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　
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　
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　
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　
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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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　
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　
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　
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　
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　
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　
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　
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　
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　
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　
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　
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　
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　
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　
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　
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　
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　
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　
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　
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　
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　
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　
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　
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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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