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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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　
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　
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　
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　
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　
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　
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　
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　
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　
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　
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　
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　
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　
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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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　
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　
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　
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　
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　
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　
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　
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　
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　
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　
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　
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　
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　
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　
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　
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　
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　
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　
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　
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　
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　
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　
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　
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　
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　
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　
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　
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　
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　
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　
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　
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　
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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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　
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　
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　
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　
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　
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　
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　
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　
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　
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　
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　
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　
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　
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　
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　
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　
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　
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　
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　
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　
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　
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　
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　
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　
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　
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　
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　
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　
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　
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　
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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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　
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　
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　
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纬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　
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　
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　
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　
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　
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　
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　
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　
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　
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　
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　
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　
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　
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彷徨心情。而黄埔　
力量的兴起，也以此为其关键。　

　　　①　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　

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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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回忆》第二册　　

　　　　　　　　　　　　　　　　　　　　　　　　　　　　　　　　　　　　　　　　　　　著者：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　

　目录：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一篇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第二章“三二○”事变以后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第二章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第三章　清党与宁汉对立　

第四章　农民运动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第六章　分裂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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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　
日趋蓬勃。它循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逐渐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色　
彩，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另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　

　　　　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　
众性的政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曹锟、吴佩孚政权瓦解，职工运动随着复苏起来；尤其是在直隶、　
河南等省，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工会恢复公开活动。在其他地区，也因统治势力的混乱，工　
会活动乘机复活。　

　　　　我在出狱后，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务，仍是领导　
铁路工会。我们利用时机，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颇具成绩。　
同时，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受到各种可能的压迫。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如　
工会虽有开会会所，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　

　　　　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　
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　
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　
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　
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　
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　
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　
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　
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　
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　
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　
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　
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　
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　
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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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　
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　
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　
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郑州，一同赴　
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　
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　
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　
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　
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　
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　
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　
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　
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　
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　
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