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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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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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　
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　
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　
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　
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　
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　
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　
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　
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　
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　
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　
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　
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　
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　
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　
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　
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　
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　
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　
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件；于九月三十日起，陆续复工。至此，英资工厂　
的罢工，也宣告结束。　

　　　　在逐步退却之中，上海总工会即遭受层出不穷的压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捣毁；九月十八　
日又为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闭。后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撵走了奉系势力，总工会的　
副会长刘华被杀害。坚持这一运动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总工会也因而转入了地下。　

　　　　老练的英国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决这个风潮。它只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准五月　
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令开枪的英籍巡捕麦高云、爱活森二人辞职，并应允在公共租界　
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卅被杀害者之家属七万五千元（中国方拒绝接受）等条件②，　
就轻轻的结束了这一运动。但从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视中国的民族运动。　

　　　　至于中国人民，大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五卅运动的失败而悲愤。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　
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①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是根据一八六八年所订洋径滨设官公审章程设立的。初时只限于华洋互讼事件，　

被告如为华人，须由华官审判。后来，外人逐渐侵权，至民国之际，便是华人互讼的事件，也归外人审理了。　

会审公廨不受中国法院统属．华人败诉者，无上诉可能。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经交　

涉取消，改由中国司法机关在上海设立临时法院。　　　

　　　②除了这几项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法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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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用拖延手段，组织法权调查团，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于是年十一月提出报告书，反要求中国先改良司法，　

只应允将超越领事裁判权的上海会审公癣制度予以改善，而领事裁判权本身问题，则毫无变动。至于列强用　

以利诱北京政府让步的关税问题，列强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开的关税会议中，也采用敷　

衍手段，成立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议决案，但以中国先行裁撤厘金为条件；而这是北京政府当时力量所　

办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说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无结果的。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　
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　
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　
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　
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　
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　
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　
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　
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　
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口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　
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　
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陈延　
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　
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　
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汪精卫、廖仲恺、蒋　
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　
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　
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　
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在未　
定之数之故。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　
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　
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　
我，他在运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　
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　
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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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　
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　
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　
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　
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　
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　
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　
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　
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　
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往往载着　
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具有　
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　
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　
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　
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　
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　
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　
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　
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　
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　
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　
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　
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　
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　
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　
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　
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　
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　
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　
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　
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　
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　
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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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　
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　
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　
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　
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　
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　
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　
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　
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　
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　
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　
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　
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　
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　
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　
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　
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　
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　
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　
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　
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　
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　
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　
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　
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　
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　
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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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　　‘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