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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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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
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
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
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
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
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
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
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
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
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
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
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
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
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
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
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
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
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
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
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
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
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
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
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
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
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
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
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
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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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
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
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
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
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
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
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
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
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
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
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
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
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
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
子。他亲切的告诉找，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
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
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
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
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t；加入者均
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
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
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
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
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
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
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
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
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
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
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
起同情敬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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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
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
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
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
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
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
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
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
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
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
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
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
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
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
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
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
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
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
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
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
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
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
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
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
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
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
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
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
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
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
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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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
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
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
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
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
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
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
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
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
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
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
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
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
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
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
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
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
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
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
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
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
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
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
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
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
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
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
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
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
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
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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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
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
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
——《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
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
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
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
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
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
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
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
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
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
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
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
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
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
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
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
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
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
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
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
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
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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