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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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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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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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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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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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　
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　
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　
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　
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　
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　
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　
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　
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　
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　
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　
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　
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　
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　
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　
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　
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　
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　
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　
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　
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　
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　
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　
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　
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