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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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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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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
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
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
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
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
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
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
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
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
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
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
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
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
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
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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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
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
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
决议，其内容是：“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
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
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
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
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
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
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
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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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
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
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
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
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
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
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辏У仍颉�
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
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
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
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
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
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
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替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
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
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
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
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
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
他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
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
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
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
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
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
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
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
一番新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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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
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
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
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
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
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
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
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
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
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
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
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情卫；谭延辏У牡诙炫嗟碌牡谌�
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
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
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
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
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
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
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
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
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
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
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
不得不这样做。一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
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
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
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
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
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
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
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
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
速来武汉。但中共中央在反蒋可能发生的后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给予我的指示，
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只是赞成而已。可是后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显然又与武
汉方面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联席会议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并非以反蒋为重点。不过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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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少有以中枢自居的倾向，因为联席会议的委员们，觉得在迁都的过程中，不能使中枢的
职权一时中断，应把握时机，于筹备建都的任务之外，暂行负担起中枢的临时责任。但在蒋
氏看来，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是个基督徒，以能代表冯玉祥的身份而当选为国民党政
府委员。他与国民党并无深厚渊源。他是一位热情的演说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联
席会议的工作最初表现得茫无头绪，委员们大多忙于参加会议，发表动人的演说。
委员们的许多演说，大都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
导。在这种气氛之下，党部和民众团体方面根据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代表在广州
举行的联席会议的决议，进而提出了“欢迎汪精卫回国”、“要求汪蒋合作”、“提高党权”等
口号。这些声浪意在对蒋氏过份庞大的权力，稍予抑压，但在蒋氏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
无异是直接反对他。
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
任，原应奉蒋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并非蒋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谭延辏А�
一样，认为国民党革命不能是军人所唱的独脚戏。也许他对蒋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过一些
反感。他尊重联席会议的决议；于是，总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如“拥
护蒋总司令”的口号已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因此，蒋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邓演达所主持
的总政治部，开始指摘总政治部的宣传不当。
鲍罗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蒋意向，那时似还未对外公开出来。他在忙着协助联席会议建
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财政等类问题，而且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
和负外交责任的陈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可以无所不谈。财政混乱状况的解除和
外交困难的应付，确也是联席会议急待解决的问题，鲍罗庭从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联席会
议有积极的表现，俾能提高其职权；事实上也就是削减总司令的权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一幕，是联席会议第一次遇到的严重考验。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原是
最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发生英舰炮击万县，死伤以千计的中国人的事件，激起
武汉方面的反英情绪。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反对国民政府的，而国民革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以
英国为主要对象。“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这句话，成了当时
武汉人们的口头禅；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之下，连反日情绪也显得松懈了，武汉方面
就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曾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
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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