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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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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
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
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他
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
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
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
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
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
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
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
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
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
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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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
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
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
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②，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
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
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
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
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
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
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
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
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
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
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
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
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
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
还肯定的说：“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
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
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
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
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
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
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
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
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
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
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竟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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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
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俱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
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
休的一般概一况。这也就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
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
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
达四百五十一万人④。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
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
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
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
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
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
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
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
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
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
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
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
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
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
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讽刺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
豪代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
“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
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
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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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
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
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
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
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
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
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
“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粜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
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
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
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
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
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
儿乱来”了⑤。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
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
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
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
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
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
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
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澄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
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
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
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
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
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
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⑥。这种
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
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
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
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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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
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
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
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
“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
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
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
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
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
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
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
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
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
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
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
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
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
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
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
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
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
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
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
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
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
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
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
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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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
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
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
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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