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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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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
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
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
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
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
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
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
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
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
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
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
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
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
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
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
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
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
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
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
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辏г谙缂涞摹�
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
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却在
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⑧。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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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
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
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
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性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
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枪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
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
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
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
⑦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
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关于开除刘岳峙国民党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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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
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
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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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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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
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辏А⑿烨榷荚鱿蠡嶂伦４剩缘霉擦降车暮献鳌�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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