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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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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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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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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⑿烨ⅰ�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
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
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
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
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
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
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
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
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
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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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
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
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
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
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
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
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
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
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
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
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
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
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
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
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惶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
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
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的任务。所以我鼓励他应向国民政府要人
们表示有削平夏的叛变的信心。
五时，叶挺又来将国府会议的结果告诉我。国府已任命他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
立即率第二十四师全部和驻在武昌的军校学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前线作战，并急电调二、
六军回师武汉靖乱。他还说到出席会议的要人们多感忧虑，大概是想到夏斗寅的兵力较为优
厚，甚至有人说到万一不胜，后果如何的问题。我告以现在有进无退，非打垮夏斗寅不可，
我将动员一切力量，为他作后盾。
叶挺旋即过江去执行作战任务。我即往陈独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着的中央政治局
的委员，告以这种紧急情况。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汉口的一些同志，从速动员工人纠察队应变，
请他们立即查明湘鄂赣等省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同志，严防各地反动势力乘机蠢动，并要求
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负起支援叶挺的责任。我这些建议为他们无异议接受了。
我在六时左右到达江边，发现过渡的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江边的小轮电驳一只也看不
见了。查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军队征用，一部分则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为逃难之
用，不知藏在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近两三个钟头内，因前线紧急的谣传所造成的。
我和一位随从同志只好找着一艘小舶舨，在广阔湍急的江面上，好不容易摆渡到了武昌的下
游，舍舟登岸，急步赶进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时。武昌城内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毫无顾
忌的在说：“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我决定以湖上园为我的临时指挥所，立即驰往那里发号施令。湖上园，是面临着一个大
池塘的园林，周围绕着高墙，建筑类似城堡，原为俄军事顾问的办公处所，军事通讯设备，
相当齐全。那时俄顾问都分往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园内只有一排卫兵驻守；而这卫队排
长又是一位中共同志，可以由我指挥的。我得到当时代理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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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到河南前线去了，章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中共同志们的
协助，立即实施戒严。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现在军队正纷纷开往前线，武昌防务空虚，人
心动摇；据说还有不少夏斗寅的策应者，因此，设法巩固武昌后方，是当务之急。我要求武
昌城内各党政军机构和民众团体，一律听我指挥，分区严防夏斗寅的同路人的破坏活动。我
的这些话立即为我的同志们所采纳而严格执行起来。
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
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
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
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
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拚命。他知道
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间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
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
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
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
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
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
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
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映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
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
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
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
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
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
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
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
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
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
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
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
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
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
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
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
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
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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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
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
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
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
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
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
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
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
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
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
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
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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