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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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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
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
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
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
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
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
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
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
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
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
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
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
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
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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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
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
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
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
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
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
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
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
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
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
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
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
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
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
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
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
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
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
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
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
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
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
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
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
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
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
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
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
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
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
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
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
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
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
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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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
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
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
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
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
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
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
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
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
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
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
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
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
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
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
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
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
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
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
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
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
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
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
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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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
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
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
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
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
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
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
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
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
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
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
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
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
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
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
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
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
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
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
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
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
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
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
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
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
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
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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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
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
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
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
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
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
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
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
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
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
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
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
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
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
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
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
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
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
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
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
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
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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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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