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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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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 
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 
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 
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 
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 
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 
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 
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 
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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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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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 
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 
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 
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 
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 
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 
 “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 
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 
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 
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 
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 
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 
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 
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 
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 
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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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 
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 
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 
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 
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 
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 
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 
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 
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 
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 
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 
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 
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 
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 
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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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 
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 
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 
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 
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 
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 
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 
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 
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 
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 
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 
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 
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 
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 
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 
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 
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 
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 
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 
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 
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 
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 
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 
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 
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 
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 
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 
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 
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 
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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