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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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　
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　
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　
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　
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　
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　
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　
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　
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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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　
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　
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　
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　
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　
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　
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　
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　
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　

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　
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　
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　
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　
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　
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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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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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　
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　
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　
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　
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　
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　
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　
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　
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　
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　
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　
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　
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　
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　
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　
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　
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　
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　
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　
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　
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　
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　
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　
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　
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　
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　
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　
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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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　
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　
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　
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　
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　
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　
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　
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　
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　
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　
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　
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　
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　
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　
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　
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　
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　
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　
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　
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　
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　
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　
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　
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　
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　
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　
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　
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　
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　
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　
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　
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　
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　
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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