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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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后先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　
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　
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　
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　
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　，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　
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　
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　
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　
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　
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　
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　
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　
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　
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　
九三　0　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　
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　
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　
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　
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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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　
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　
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　
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　
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　
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　
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　
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　
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　
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　
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　
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　
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　
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　
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　
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　
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　
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　
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　
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　
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　
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　
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　
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　
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　
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　
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　
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　
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　
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　
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　
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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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　
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　
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　
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　
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　
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　
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　
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　
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　
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　
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　
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　
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　
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　
之故。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　
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　
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　
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　
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　
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　
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　
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　
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　
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　
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　
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　
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　
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　
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　
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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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　
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　
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　
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　
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　
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　
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　
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　
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　
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　
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　
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　
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　
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　
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　
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　
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　
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　
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　
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　
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　
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　
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　
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　
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　
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　
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　
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　
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　
我们消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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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　
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　
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　
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　
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　
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　
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　
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　
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串。我们消息灵通，早获　
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　
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　
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虏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　
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　
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　
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边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　
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　
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　
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　
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　
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　
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　
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　
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　
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　
稍闲时，略事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　
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　
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有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度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　
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　
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　
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度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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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　　

　　　　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　
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　
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　
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　
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　
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　
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　
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　
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　
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　
的地方。我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