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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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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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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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　
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　
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　
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　
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　
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　
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　
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　
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　
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　
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　
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　
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　
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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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　
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　
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　
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　
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　
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　
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　
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　
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　
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　
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　
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　
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　
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　
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　
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　
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　
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　
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　
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　
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　
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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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　
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　
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　
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　
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　
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　
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　
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　
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　
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　
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　
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　
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　
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　
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　
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　
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　
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　
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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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　
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　
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　
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　
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　
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　
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　
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　
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　
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　
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　
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　
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　
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　
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　
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　
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　
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