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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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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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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
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
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
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
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
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
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
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
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
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
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
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
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
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
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
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
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
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
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
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
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
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
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
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
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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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
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
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
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
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
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
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
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
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
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
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
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
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
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
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
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
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
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
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
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
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
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
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
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
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
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
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
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
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
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
娱队③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
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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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
住宅，出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
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
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
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
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
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的更严，
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
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
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
（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办法，
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
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
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
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
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
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
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
昏迷现象，经过抢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
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
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
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
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
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
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有养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即人
们对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
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
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
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
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
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
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
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
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
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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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
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
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
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
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
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
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
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
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
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
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
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
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
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
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
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
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
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
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
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
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
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
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
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
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
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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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
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
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
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
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
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
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
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
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
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
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
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
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
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
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
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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