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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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是什么？刘少奇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用现有的互助组，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能破产，使自发势力带一点组织性初步地在某些地方组织互助组，使这些农民不破产，还能提高生产，这是当前利益，长远利益是养成农民集体生产的习惯。
　　第二，国家贸易与合作社从商业价格上领导农民，限制富农，控制小生产者，使农民的自发性有些限制。
　　第三，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的限制。如让其发展的就少收税，对富农在贸易政策、税收政策上进行限制。老区没什么富农，等他发展了，加点累进税，使他不能发展得那样快。
　　第四，农村中组织工会。列宁强调组织雇农工会以对付富农。有的地方50％是雇农，我们在乡村依靠雇农，可以在工资、劳动条件上限制富农。
　　在刘少奇看来，自发力量不仅不可怕而且在现时还有一定的好处。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对自发势力的畏惧心理说：“目前在华北、山西各地的倾向还是害怕自发势力发展。人家刚露出头，你就害怕，不对，这是机会主义思想。应该让它发展，不能害怕，不能避免，发展了有好处。”
　　基于以上的分析，刘少奇最后明确指出了当前在农村中的发展方向问题：
　　因此，在农村中既不是阻止、避免自发趋势，也不是让其自流，而是要加以领导，实行控制，进行教育，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这就是农村发展的方向以及我们的政策。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政策，适当照顾农民生活，照顾农民要求，教育农民，这就不会破坏工农联盟。到一切条件准备好了，再实行集体化。不谨慎的政策是冒险政策。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准备好了，再来革命。革命只有这两次了，未准备好就不要搞。
　　在这次讲话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将他的讲话印发给马列学院一班到春藕斋上课的学生。
　　7月25日，中共华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讲述了“四月会议以后的一些情况、争论和解决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对华北局的报告作了多处修改，尤其是对争论部分，修改得更多。
　　华北局的报告在介绍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后，是这样说的（黑体字是刘少奇加的）：
　　会议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这种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国有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互助组内对私有财产不是巩固，而是逐渐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图由此走上集体化的方针，是错误的，是根本违反互助组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等价原则的。这就直接破坏了互助组。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报告讲到巩固互助组，主要依靠充实生产内容一段时，刘少奇加写说：“在长时期内，在农民中就进行了一种实际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必需的思想基础。”
　　这一报告报送中央并经刘少奇修改后，毛泽东看到这一文件，就马上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说不能支持他们的观点，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和主张。
　　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等人所持的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还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的批评，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样，刘少奇修改过的华北局报告也就没有发出。而且，刘少奇还通过赖若愚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了7月5日下午在春藕斋发给他们的讲话材料，实际上也就收回了他所提出并主张的“农村发展方向以及我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就开始放弃他的一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设想。
　　对自己的这一思想变化过程，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要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确立。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地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后，就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把农业集体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倾向来看待。9月，经毛泽东倡议，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所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草案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但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和“左”的倾向。右的倾向就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左”的倾向就是：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在农村中完全达到社会主义。
　　经过推动，尤其是《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党的广泛传达，本已开始露出苗头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趋势更加快速。1952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另外全国各地还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高级社）。这样就使得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势，成为不久即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重要根据。
　　刘少奇在农业问题上所指出的：一不要害怕农民自发倾向而引起的两极分化，二不要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三不要离开工业的发展去谈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三个问题，都恰恰击中了后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要害。他的观点被批评，表明了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些分析的。而这，却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危害极大、后果严重的后遗症。
　　薄一波在谈到对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观点的批评时，不无遗憾地回忆说：
　　由于少奇同志的观点受到批评，上述这几个妨碍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未能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和“归大堆”，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那一套，与这些思想的继续存在和泛滥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反思当年的这场争论，或许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这不能不说是对刘少奇最终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蓝图而转入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注脚。因为在这以后，刘少奇不仅仅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且连带着的是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提法的批评，从而使中国急速地将原定的“十年至十五年”准备进入或者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兴起（1）

　　刘少奇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阶段需要加以巩固和确立，是为了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充分的各方面的准备，等条件具备了，再向社会主义过渡，重在新民主主义的充分准备，不经一个巩固的阶段就不可能使准备充分。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同样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来看的，但是他重在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如果出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和趋势，准备得充分与否，就不考虑了。因此，他把住社会主义的方向，主张充分利用正在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所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等，在毛泽东认为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被作为一种右倾思想来批评，就在情理之中了。尤其这种批评是伴随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争论而来的，是伴随着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的斗争中而来的，就促使首先是毛泽东考虑即将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一过渡就必须首先在党内对仍然存在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进行纠正和扭转。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设想：从现在起逐步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即逐步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算起15年完成（而不是15年以后一举过渡）。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一设想，是因为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提前完成了。
　　国民经济恢复的状况如何呢？它的确超出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预想。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获得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基于对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开始认为3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就开始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了。但是，这中间有个变化，就是说10年建设是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是带有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建设？毛泽东自然主张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建设。此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加快了设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
　　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了“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1952年8月，中财委编制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为慎重起见，1952年8月中旬到9月下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今后五年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广泛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谈中，介绍了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及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情况，并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斯大林说，中国的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对“一五计划”，斯大林认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给我的印象是好的，中国正在发展。但是，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总要留有余地，“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并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
　　在苏联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协议，这就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准备进行大规模建设了。而且，取得苏联的帮助，在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方面将加快建设的速度，这一点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已经达成了共识。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问题。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会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毛泽东形象地说：“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充实其内容，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显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这个讲话后，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因此，罗瑞卿于11月13日向毛泽东写信，就此事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毛泽东看到信后，于同一天写信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等人：
　　各同志：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刘少奇显然是不在北京的。
　　他去了莫斯科。
　　他是带着新中国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去的。
　　1952年10月5日，苏联，莫斯科，苏共十九大会场，主席团来宾席第一排，坐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向来谦虚谨慎的刘少奇是不愿坐在这么显著的位置的。他不肯坐。
　　匈牙利的拉科西开玩笑说：“你不坐第一排，我们怎么坐？”
　　刘少奇推辞不得，只好就座。
　　刘少奇一行是9月30日从北京启程，10月2日抵达莫斯科的。8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十九大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
　　斯大林因连日忙碌，感到身体疲惫，精神疲倦，顾不上别的事情，就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因此，10月20日，刘少奇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讲了中共代表团将同他会谈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毛泽东同志曾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
　　可以说，刘少奇的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刘少奇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同时，他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已经谈过。26日，刘少奇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刘少奇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刘少奇访苏期间，身体不太好。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因此，在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会谈后，刘少奇同王稼祥等于11月下旬到苏联的黑海休养。
　　半个多月后，毛泽东从国内发来电报：
　　张闻天同志，转刘少奇同志：
　　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中央
　　十二月十二日
　　毛泽东所讲的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推迟到了1955年3月才举行。这中间，主要是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一届人大，制定宪法，一是挫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很显然，斯大林对中共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很快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为什么会比预计的要早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述的一系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有了一个比较“有把握”的认识，有了这个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