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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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


*第一部分


　　华群教授离开本校已六年半了，她的去世，也已五年半了，然而我们还觉得像昨天的事情，这是因为她那伟大的人格，永远留在人们心里的关系。华教授于公元一八八六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龆龄就学，聪颖过人。卒业于该州大学，得文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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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群教授事略——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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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贻芳华群教授离开本校已六年半了，她的去世，也已五年半了，然而我们还觉得像昨天的事情，这是因为她那伟大的人格，永远留在人们心里的关系。
　　华教授于公元一八八六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龆龄就学，聪颖过人。卒业于该州大学，得文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至欧洲考察时，对丹麦的民众教训，极感兴趣。闻我国教育不发达，遂决计来华服务，亲友虽多方劝阻，终不为动摇。民国元年（1912年），华教授初到我国，任安徽合肥三育女中校长，很有成绩。
　　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
　　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
　　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在华教授似乎特到（别）认识清楚，她担负教务、课务、附中等等责任，可以说一天忙到晚；但偶尔有一时或一刻的空闲，便立即利用它为附近邻居服务，设有乐群社——又称社会中心馆，懿范家政学校等，使附近贫困妇孺沾到相当的实惠，所以附近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华群教授；也没有一个不说华教授好的。
　　当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冬天，敌人一天天的进逼首都，政府为避凶锋起见，决定迁到重庆；同时令本校也迁到后方安全区域办理。时情势非常严重，大家都怀西迁之意；独华教授毅然愿为本校留守，此种“见义勇为，见危授命”的精神，殊足令人感佩。
　　在敌军进城时，不及和不能西迁的妇孺，惶惶不可终日，华教授为拯救起见，立将本校改为战时收容所，专门收容妇孺。日军纪律很坏，加以敌将要在南京实行其大屠杀，所以罪恶行为，罄竹难书。见华教授收容我妇孺，保护我妇孺，心中非常衔恨，曾批华教授的颧颊以泄愤；然万余妇孺竟靠了她不顾生命的护持，终得到了安全，所以一般人都喊她是“活佛”。
　　后来首都的秩序渐渐好转，收容所的妇孺，也可以回家了，然而有许多人已无家可归了，遂又设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使能自谋生活；更设补习班，使年幼失学的得受教育。此种救人的精神，古今中外实在少见少有的。然而华教授也心力交瘁，神经衰弱，无法支持，只有病倒了。经友好再三敦劝，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返美调治，卒以病入膏肓，康复乏术，延至翌年五月十四日竟与世长逝了。伤哉！华教授在临终前，犹云：“余有两个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此称爱吾华人之心何等深切！而牺牲自己，为异国人服务，其人格何等伟大！当噩耗传来，闻者莫不震悼；就是中枢方面也轸惜良深，在是年六月十日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赞其舍己为人的精神，使我国的人，有所取法。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这种成仁取义的事情，华教授早做到了，所以她的精神生命是永远存在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耶稣说：“信我者，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话好像为华教授说的。
　　（这是1946年11月10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在华群教授追思会上的讲话原稿。华群是魏特琳女士的中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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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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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的日日夜夜
　　——我的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
　　1937年
　　8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开学日期推迟到9月20日。实际上，教育部也建议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危险地区学校的开学日期定为这一天。为了通知学生，我们在电报上花了很多时间及费用。
　　我们仍然计划下个星期一在上海和南京进行入学考试，但我们能否将考卷带到上海，以及是否有学生来参加考试，仍是一个未知数。
　　（这一天，魏特琳还给美国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追记6月20日～8月11日发生的一些事情，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朋友魏特琳是以书信的形式记下这部日记的，并分批将日记寄给她远在美国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即使是那些非常想抽空回复的信，我似乎也越来越无法应付了，甚至每年圣诞节的信也被我忽视了。现在，我正在竭尽全力，争取在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前，将一份油印的信完成。如果你们能收到这封信的话，将会了解到，尽管有酷热和战争的各种谣传，以及这些谣传所带来的额外工作，我还是成功了。我将再次采用日记的形式，因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我的大脑似乎才能够正常运转，这大概是由于上了年纪的缘故。
　　6月20日～22日在大学校园里，毕业演讲、毕业典礼似乎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重复着。6月20日～22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的第19期毕业典礼来到了，42名青年妇女结束了她们的大学课程。这些毕业生中的60％以上将到高级中学工作。她们中有25人将成为教师，两人将担任教务主任。还有两名毕业生将当护士，两人将继续她们的医学课程，一人将成为“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秘书，一人将从事医疗和社会案例的研究工作，两人将从事宗教工作，一人将从事农村工作。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比以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名学生在毕业典礼两天后结婚了，20名同学参加了她在新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婚礼。16名姑娘从实验高中毕业。后来我们听说她们都通过了政府考试，这个考试在高年级时曾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年，在我们学校旁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毕业典礼，8名年龄在14～19岁的女孩子从家庭手工学校毕业。这所学校是我们的大学生为救助附近的穷苦女孩而出资开办的。我们鼓足勇气，邀请南京市市长夫人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她接受了邀请，并对这8位女孩作了一个非常现实和有效的讲话，我相信她们对此将永生难忘。此外，市长夫人对这个小小学校的工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离开时捐给学校40美元作为礼物。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所了解的那样，毕业的条件之一是每个女孩能够做一件毕业服装和一双鞋子。今年她们做得确实非常好。
　　大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2位大学生在那里定期上课。让这种新型的学校运转起来很困难，因为穷苦的家庭需要年龄较大的女孩子帮助养家糊口和照顾弟妹，但是父母们逐渐地看到这个学校为他们的女儿做了件有意义的事。
　　6月21日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弟弟的电报，说父亲去世了。这种消息总是令人震惊，几天几夜，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次回伊利诺州老家的凄楚之旅。此后，弟弟的来信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信中说父亲很快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没有遭受令人可怕的长期折磨。他83岁，到临终前的几天一直都很活跃。弟弟和弟媳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悉心地照顾他，对此我真是难以回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可能在这里——中国，继续那些我无法离开的工作。
　　7月2日～18日在这16天里，我和朋友在夏日旅游胜地青岛海滨度假。一次大战前青岛属德国管辖，后又转给日本，最终由于《华盛顿条约》，青岛归还给了中国。我住在汇泉湾，这是一个延伸到蔚蓝而凉爽的太平洋中的半岛。
　　在大海中游泳真是舒服极了。在目前南京的酷热下，我真希望一天下几次海。我的泳技平平，但我现在是多么喜欢游泳啊！弟弟总是说我用汽船的动力游出划船的速度，但不管怎样，我的泳技在50岁的时候有了提高。
　　我们用了半天的时间到一座位于乡间的名山去游览。那里农民的富裕生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农田整齐而无杂草，并且能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甚至河堤上也长着瓜藤。乡间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外观漂亮的学校。我们得知青岛市政府创建了五十多所这样的示范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鲁丝·切斯特（RuthChester）、弗洛伦斯·柯克（FlorenceKirk）和我们教会的温内娜·威尔金森（WenonaWilkinson）是我这个夏天的旅伴，再没有比她们更好的同伴了。
　　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Milne）说：“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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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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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日～20日昨天早上我离开青岛，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到南京。途中我遇见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马匹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
　　今天的英文报纸刊登了蒋介石7月19日在牯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7月19日应为7月17日，蒋介石在那天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希望这篇讲话能登载在美国报纸上，这样你们就能够读到他的讲话，因为我觉得这篇讲话合情合理。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中国不能退让的四个最低要求，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这似乎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的回应，同时也向他自己的人民解释，什么是他们可能要作出的最后牺牲。他在讲话中说：“尽管我们国家还很弱，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保持我们国家的完整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一最重要的遗产，这是我们必须全力完成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旦战争开始，就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原文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7月21日我在这个炎热夏季返回南京的原因之一是检查今夏正在建造的新教工住宅。一年前，学校决定建造一幢五个单元和一个附属平房的公寓——我希望在我留在中国的剩余岁月中能够住进这个平房。不幸的是，近来建筑的费用已超过了预算的25％，我们不得不把建造平房的资金让给公寓。
　　在过去的几星期，我们甚至把原先留下用来为新房购买家具的有限的2000元（中国货币）投了进去。就我们现在所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11月，我们有可能搬进空空如也的教工公寓。我对平房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但也许还不至于到要命的程度。
　　返回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后决定是否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第七次会议。该协会计划于8月2日～7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在北方出麻烦之前，12位现在已是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校友计划和我一道去日本，我们计划住在由一位日本牧师妻子管理的学校。在参加会议以后，我们希望留下来看一看贺川的工作、参观女子中等学校并结交一些日本的基督教徒。
　　我很希望带队去，因为从国际友谊的角度来看，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中国满洲的官方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因此对我来说带一个团队去是不明智的，但我仍然认为去东京或许是值得的。回到南京了解到北方的情况后，我决定不去了。
　　7月22日今晚，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行进声和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白天，所有这些声音都没有了，马路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入夜后，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我无法忘却那些行进的脚步声！7月28日今晚我应邀前往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一整天无线电广播都传来消息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上个星期丢失的土地。到处都是这种热烈的气氛，甚至人力车夫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在我内心却有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日本军事机器会迅速和无情地加以回击。
　　7月29日～31日日本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有消息说，日本不仅重新占领了丢失的城市，而且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从天津和北平赶走了。在北平似乎没有什么被摧毁，但天津却遭到飞机轰炸，造成了破坏。
　　我们听说南开大学被彻底摧毁了，因为，日本认为它是反日宣传的中心。很自然，中国人民怒火满腔，甚至连最冷静的中国人也说，即使被打败，中国也必须战斗！有人甚至说中国应当自己摧毁沿海的重要城市，退到山区进行游击战，直到日本耗尽其经济资源。
　　8月2日今晚一个5人委员会开会，讨论保护校园的预防性措施：我们计划将有价值的仪器装箱，并储藏在地下室；购买灭火器；把档案送到上海，等等。据说，昨天官员们已接到通知，要把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城外，目的是减少南京的人口，解除官员们的后顾之忧，但结果却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火车和轮船非常拥挤，车票提前数天预售。数以千计的人将要撤离。
　　8月6日几天前，南京的居民接到命令，要把房顶涂成黑色或是灰色。现在仅有少数的屋顶为瓦红色了。尽管一些官方建筑物的红柱子被漆成灰色，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独处一隅，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处于十分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大使馆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较为安全。可怜的鼓楼穿上灰衣后看起来很凄惨。
　　8月9日学院正在讨论秋季开学的问题。今晚我们3位教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学生已来信要求转学，她们希望转到上海或广州去。我们决定通知所有学生，我们预计将按时开学。我们认为，学校如期开学和正常运转对我们更有利。如果在开学前夕局势恶化，不便开学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上刊登一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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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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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我们的校长吴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战地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得由她主持。
　　8月11日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上午8时，我离开实验学校的房间。总务处长陈先生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非常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或称F·陈。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我们到3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着，我们检查了沙袋的制作，我们准备用沙袋保护我们的仪器。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必须搬出科学楼的化学物品。在我看来，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当然，谣言仍然四起。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原文是valiently，这显然是valiantly（勇敢地）的笔误。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当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时候，虽然觉得它不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读，但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同时让你们知道，我很感激你们给我写的信以及你们打算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将回家度过夏天。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冬天，但打算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当这封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但愿在你们那个半球和我们这个半球一切都已风平浪静了。
　　你的忠实的朋友。
　　M·V（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12日8月13日，星期五所有与上海的通讯全被切断了。今天下午，罗纳德·里斯（RonaldRees）从牯岭来到南京，他希望在去上海之前能会见一些朋友。他发现轮船、火车、飞机都不到上海。同时，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谢文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孩子去了长沙；余琼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1届毕业生。和她的3个儿子动身前往重庆；黄丽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母亲及孩子去了上海。据说为逃离南京，一些人坐在火车顶上去芜湖。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总务处长F·陈和我为未来几天准备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我们从中国和德国军事专家那里得到了指导，因此知道应该如何建造防空洞。我们离两门高射炮很近，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几乎同遭到飞机轰炸一样大。
　　上午11时。安娜·莫菲特（AnnaMoffet）、里斯、约翰·马吉（JohnMagee）和我在安娜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在目前情况下，基督教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战火蔓延到东方？还是采取某种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今天凌晨5时我就起床了，为“国际道德动员”运动（InternationalMoralMobilization）起草了一个计划。至少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尽管没人知道该计划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在施加道德压力的同时，我个人将从11月1日起，开始抵制日货。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安娜、马吉和里斯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里斯将去上海，看看在这一危机中，他在领导中国基督教徒的行动中能做些什么。但愿在这种时刻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委员会来领导各个教会。
　　下午1时。从广播里我们得知，空袭和战斗正在上海进行着。
　　8月15日，星期天下午，南京两次遭到空袭。这是南京首次遭到空袭，空袭异常猛烈。第一次空袭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说来奇怪，下午1时我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告诉她们在空袭时该如何做，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很快就会有空袭，但希望她们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2时警报就响起来了，飞机在南京低空盘旋。5时前又来了一次，城市的许多地方响起了隆隆的防空炮火声。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肯定有人员伤亡，因为飞机进行了猛烈的扫射。由于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没有认识到应该离开街道躲藏起来。我们很难让工人们呆在地下室里——他们想看正在发生的事。几天前，我们给学校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地方以防空袭。希望到明天，我们的防空洞将能完工，这样我们就能够使用这些防空洞，而不必大家都挤到两个地下室里去了（科学楼的地下室里堆放了设备，无法使用）。
　　今晚，我邀请了几名厦门人吃饭，王淑禧（1926）括号中的年份是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