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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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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星期天今天上午雨很大。终于听不见重型轰炸机的声音了。由于咳嗽、喉咙疼，我今天将呆在家里。
今天，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昨晚午夜时分，4～6名日本士兵来到住在我们洗衣房附近的苏姓农民家，用力敲门，要花姑娘，但门没开，他们最后走了。我猜想今晚姑娘们又要搬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了。
大约下午3时。2名军官、1名士兵和“自治委员会”的4名中国人来到学校，问我们能否为他们找4名洗衣妇。他们想要30～40岁的妇女，报酬是大米。他们明天早上来领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找人。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的洗衣工，他说，如果晚上能回家的话，他也很愿意去。说来奇怪，在我回实验学校之前，一位妇女来申请这份工作，我碰巧知道她曾被3名日本士兵强奸过，她当然有这份勇气。
菲奇回来了，并得到了救济组织提供20万美元的承诺。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分配这笔钱。
今天收到了更多的信和来自上海的包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太好了。如果我们要他们帮我们购物的话，他们就把物品当做礼物寄来。邮路正在恢复。想一想昨天，我必须为难民寄20封信——大部分是寄给在上海的亲戚的，而且都是要钱。
今天收到了吴贻芳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日期为1月27日，还有凯瑟琳1月28日从武汉寄来的信。
2月14日，星期一早上多云，没有飞机声。苏姓农民今天来报告昨夜1时日本士兵去他家的情况：共来了七八个人敲门，但他没让他们进来。后来，他们到隔壁的杨家，用刺刀把门撬开，一定要花姑娘。当主人告诉他们没有花姑娘时，他们很生气，挥舞着刺刀。这时，有人说要去报告，他们就离开了，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他们要报告。”中午12时。或者下午1时左右，洗衣工的妻子跑来说，他们家有日本士兵。当我们赶到那里时，日本士兵已经走了，他们也在找花姑娘。洗衣工想给他们倒茶，但他们没有等。
今天上午，我们只为他们找到了一名年龄在30～40岁、自己愿意去日军总部做洗衣工的妇女。我们的洗衣工和另外一名助手也愿意去，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官没有带他们去。
大约在3时。大王和我去了模范监狱。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了解监狱里是否有平民。但我们意外地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北门桥尽头的唱经楼附近原是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但现在看起来很凄凉。我们偶尔看到几个勇敢的人已回到了铺子和饭店里——一个钟表工、两个开饭店的、一个做烧饼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住残存的饭店和铺子。街道几乎空无一人。所有商店都遭到彻底抢劫，更糟糕的是被烧毁了。那里实际上已没有商业活动了。再向东去一点，我们发现了一位65岁的老太太，她说，差不多有两个月，她每天白天都回到自己家里。日本人首先抢劫了值钱的东西，但她的存在能防止老百姓拿走她的其他财产。我们还遇到一个3口之家：丈夫、妻子和儿子。妻子向我们哀叹道，中国军队把她的3个儿子带走了，她丈夫试图安慰她说，他们还有回来的机会，而大部分被日本兵抓走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在我们经过的两幢房子里有日本妇女，我猜是艺妓。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自12月12日以来，我第二次看到黄包车。我不知道所有拉黄包车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下午买了一些猪肉原文为port（港口），显然应为pork。，价格是每斤045元。
2月15日，星期二报春鸟来了。我起居室里的迎春花正在开放。上午，我们让一些难民把报纸和杂志搬回图书馆的阁楼上——所有打扫阁楼的工作都白干了。搬报纸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书架，而书架上堆满了报纸。后来，李先生和我在中央楼里呆了一个小时，设法以一种更好的办法来清除夜间的粪便。
一条壕沟接一条壕沟被粪便填满了——到处都是粪便，这已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但人们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其他难民所都要好。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弄来石灰的话，在夏天结束前我们都将死于疾病。
昨天，我买猪肉花了1元钱，今天午饭我们吃了猪肉。天啊，味道好极了！人们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士兵在守卫南京中牺牲了。今天早上我收到报告，红字会估计，在下关有3万人被打死。今天中午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报告，数万名中国士兵被困在燕子矶，没有船送他们过江。可怜的人啊！几星期前，我告诉你们上海路两边几乎在一夜间出现了许多店铺、茶馆和饭店，就像雨后春笋。今天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有命令说，如果在晚上之前他们自己不走的话，所有的店铺将被拆除。性格温驯的人们将这些店铺拆了，并将拆下的材料带走。我看见“幸福人茶馆”消失了。这些店铺里卖的东西大部分是赃物，我们一部分人认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安全区里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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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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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街道打扫干净，我愿意当一两个月的城市卫生负责人，由我来指挥大批的苦力。
我们听说南京邮局的前董事里奇先生已回到南京，正在恢复南京的邮政服务。我们现在同外界的惟一联系就是炮舰。
玛丽和我计划在星期四为拉贝先生举行一次告别茶会。我的起居室只能容纳8个人，因此，我们只能邀请5位客人，至于茶会上的点心，我们发现还缺少许多重要的东西。
2月16日，星期三今天刮起了寒风。朴和老吴开始栽树，因为现在是栽树的季节。上午9时，李先生和我再次检查了卫生。卫生问题是如此严重，而且解决无望，我们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
但愿你们能够看见中央楼后面山上的状况，并闻到那里的气味。
王小姐和她的助手完成了用新的黄标记更换红标记的任务。现在有653人能得到免费大米。
我们是否在分发领免费大米的标记时过于谨慎了？要是我们不这么谨慎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呆在这里。我们还从国际委员会得到一笔钱用于借贷和救济，但是，如何合理地借贷与救济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贷出两笔款，并收了戒指和手表作为担保。
Y·G·袁先生5时～6时之间来访，我们曾听说他被打死了，但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他听说，在南京被占领的初期有1万人在三汊河被屠杀，燕子矶有2万～3万人被屠杀，下关也有1万人被屠杀。他很肯定，许多妇女的丈夫和儿子永远回不来了。不少妇女常来询问我们的请愿是否有回音，我现在越来越确信她们的丈夫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我如何对她们说？阿利森先生从上海给我带来了一个包裹、两封信和关于斯托拉（Stalla）的电报。美国人不知道现在来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
布兰奇还在医院，罗小姐也病了。现在很难保持健康而不生病。
包裹里是2月5日的《字林西报》，这是自1937年11月14日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报纸。我必须写2月份的报告，但是什么时候写？焦先生自愿要办理图书馆的借书业务。我们要是有更多的好书供出借就好了！他正在准备，很快就要开始了。
2月17日，星期四今天春光明媚。天上不时有飞机飞过。高射炮也在演习。今天是那个可怕的12月17日的纪念日即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搜寻中国妇女，并殴打了魏特琳。见魏特琳1937年12月17日日记。。
今天，我再次同李先生巡视校园，并设法让人将校园后面清扫干净。中央楼后面的西南角污秽不堪，但索恩说，同其他难民所相比，我们这儿还算干净。304房间进行了彻底打扫，妇女们把所有的被褥都拿了出去，并擦窗户和拖地板。希望这将影响其他的房间。
今天下午，两名军官、一名士兵和一名翻译来访，说是来看看。这很容易使我们怀疑每位来访者都暗藏着险恶动机。
今天上午，我花了两小时整理账目，自从12月1日以来我就没有过问过它们了。幸运的是，这期间没有买多少东西，因此账目不多。
今天下午，玛丽和我为拉贝举行了告别茶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人有拉贝先生、罗森（Rosen）博士、阿利森先生、菲奇、里奇先生和贝茨。程夫人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吃了色拉、巧克力糖和橘子。蛋糕也不错，是一种水果蛋糕，但用的是肉糜，而不是水果，肉糜是从埃斯特那儿弄来的。还没有一家中国商店开门，因此，菜单必须根据即将耗尽的食品储藏室里所剩食物，或是根据好朋友的家中的食物储备情况来定。
阿利森是由日本卫兵陪同来的，因此，我们建议他先走。程夫人听说我们的女难民想见见拉贝先生，并恳求他留下。当我们到科学楼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的一幕：在拉贝先生走过去的时候，两三千名妇女都跪了下来，并开始哭泣和请求。拉贝说了几句话，然后玛丽从小路把他带走了。我努力让妇女们让开，这样，罗森博士和里奇先生才能够离开，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把她们领到操场的另一边时，玛丽带着罗森等人步行离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把他们的汽车弄出了校园，但此时，这些先生们一定在回家的路上走了好一会儿了。
2月18日，星期五这是个晴朗的春日。许多轰炸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我想到一些城市将被摧毁、许多士兵将遭轰炸时，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圣经班的开课问题，圣经班将在下个星期开学。有646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想加入我们的班。南京现在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雷切尔·王小姐将负责这一工作，我们的3位难民将协助这项工作。明德中学毕业的杨小姐和吴小姐将教课。玛丽上午到难民所，鼓励儿童服用鱼肝油和牛奶，程夫人负责我们学校难民所的分发工作，3位女难民当她的帮手。
今天没有日本人来访。
里奇先生没能按计划去上海，他希望明天动身。大使馆同意他们离开的决定似乎被取消了。
今天，一位从农村来的妇女来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这里的难民。这位妇女说，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许多妇女作为慰安妇被带走。我们听说，明天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使男子离开安全区。我怀疑妇女会被强行赶出安全区，日本人可能通过关闭我们红十字会粥厂的方式，用饥饿把难民们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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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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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星期六今天天气非常好，春天来临了。当我们想起往日此时的欢乐和工作时，春天反而使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在艺术楼里，一些难民在打扫房间。住在入口处玻璃隔间里的姑娘们也搬走了。
现在艺术楼、科学楼和中央楼的大厅里已无人居住了，剩下的难民搬到房间里去了。我们确实不知道还有多少难民，估计约三千人。许多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这样一来，门锁、捆扎物和屏风都派上用场了。
听，警报器又响了！我们不知这警报的意思。近来高射炮常常演习。昨天，江北上空有一只飞艇。
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用来准备明天的礼拜——由我主讲。现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马吉来喝茶，他说，他去了位于栖霞山的难民所，有两名丹麦人一直在那儿，他们为1万名农村的难民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福斯特先生将搬到白下路的圣公会教堂去住。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外国和中国的牧师回到各自的教堂，这将是件大好事。每个教堂都将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
我很遗憾，米尔斯和麦卡伦陷于事务性的工作中，无法回到他们教会的工作岗位上去。现在，门和心都是敞开着的这里指在经过这场浩劫后，人们渴望得到某种宗教的安慰和信仰。。
今天，我们看到了辛勤劳动的成果：中央楼西面山上挖了一个新的大坑，用来装夜里的粪便。堆在那里的所有垃圾都被埋掉了。保持卫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那里的味道一直很难闻。即使去抢，我们也要弄些石灰来，否则天气转暖后，可能会发生传染病。由于大部分工人已离开了南京，现在很难找到好的工人。
2月20日，星期天今天春光明媚。天上飞机仍在不断地飞。
玛丽去鼓楼教堂做礼拜，我留在家里。中午过后不久，曾在我们生物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的难民秦太太来参加下午的礼拜，她的小儿子想回来看我们。她说，他们几家住在一起，包括一些年轻妇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日本兵的骚扰。我们从贷款基金中借给她15美元，她用这笔钱购买了大米和燃料。她丈夫在上海有一家古玩店。但愿我们所有难民的情况都像她这样。她是个友善、知恩必报的人。她说，她的许多邻居都是我们这里的难民，如果我们有空去作客的话，我们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我主持了今天下午4时30分的英文礼拜。我很遗憾，今天的礼拜我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因为最近不常有学习和思考的时间。
晚上，我留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现在菲奇已离开，布雷迪医生也要走了。这儿虽有电，但干扰太厉害，我们收听不到广播。
2月21日，星期一圣经班今天开课了。10时30分，初、高中的女生在大教堂开始上课，六年级在南画室，五年级在科学楼。下午2时，福音布道在南画室继续进行（有170人参加），三年级在科学楼上课。
很自然，人数将会减少，但这些女孩子很渴望学习。我们将继续开设宗教课，直到难民全部离开。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老师就好了！我们仍然有个梦想，那就是为那些完全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设某种家政课和技能培训班。
今天坐了黄包车，这是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我第四次看见黄包车。我还听说有100辆这样的车子已经注册，并被允许上街。宁海路、汉口路和上海路上曾一度迅速涌现出的店铺已被清除。据说，这些店铺现在集中在安全区南面的街道上。顺便说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南京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下午4时。我参加了在宁海路5号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我只参加了招待会的前半段，玛丽和程夫人后半段才出席，遗憾的是，聊天是从后半段时间进行的。人们向拉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无私地帮助了南京的难民。贝茨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拉贝致谢。一份由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交给了拉贝、德国大使馆以及西门子公司。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朋友的那种人。
晚上8时。我在平仓巷3号参加了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另一个招待会，大使馆的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包括日本大使馆的福井、田中和安井。人们发表了演说，拉贝也致了辞，他的讲话得体、谦虚和真诚，并表达了为了南京的难民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罗森博士在忍了又忍的情况下，才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今晚，他为了不见日本人而情愿呆在壁橱里）。
2月22日，星期二今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但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招待会。
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几个小时，我都用来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并把一些书包好，送到大使馆，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明天早上动身去上海。大使馆似乎不辞辛劳、毫无抱怨地为我们传递一包包的书、食物和信件。实际上，每当难民听说有船要去上海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大捆信要捎去。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去上海——许多人迫切想离开南京。我听说，仅有两人离开，而且代价很高，据我所知，一个富有的人支付了1500美元才成行。
我参加了在罗森博士家为拉贝举行的午餐会，又一次感受到了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罗森博士虽然对日本军队及官方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满，但他却公开购买日本的货物。然而，不购买日本货，是我和为数不多的人的一种抗议日本行为的方式，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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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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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城里已开了几家日本商店，但是，只对日本人而不对中国人开放。
2月23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并带走了一名中国佣人。据我所知，这个佣人是第三名被允许离开南京的中国人。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领着3个女孩子来了，请求我们收留她们。一名是她的女儿，去年12月初曾到农村去避难，另外两名女孩子来自农村。她们说，农村情况非常糟糕，女人不得不躲进地洞里。日本兵常常以脚踏地，看看下面是否有地洞，企图找到她们的藏身之处。她们说，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洞里度过的。
下午5时～6时。F·陈和我到我们学校周围转了转，我们行走的路线是从汉口路、虎踞关到广州路，路上遇见了一些晚上回安全区过夜的老人，他们说，白天抢劫仍在继续。
由于我们担心会遇到相同的情况，我把陈先生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在虎踞关，我看见仅有4人留在那里过夜，大多数房屋仍然上着门板，这看起来确实荒凉和凄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所有正常的生活都陷入停顿。
上午9时。两名年轻姑娘沿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间的路跑到我们校园来，说日本士兵闯入她们家，她们逃了出来。碰巧斯迈思在我们学校，因此，我俩开着他的汽车到那所房子里去。当我们到达时，日本士兵已经离开了，在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个士兵抢走了一个穷人的7美元。
飞机继续从我们的头顶往西北方向飞去。
我们校园里的植树和清扫工作仍在继续着。我们在山后挖了一条巨大的壕沟，还将在图书馆北面的山上再挖一条。
程夫人、F·陈和我在估计难民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造成的损失，这一估计还不包括房屋的损失，我肯定仅房屋的损失就超过了2？000美元。我们的学校在许多方面还算是幸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仅收容妇女和儿童，还因为我们的难民无需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
2月24日，星期四天气仍然晴朗。我们的难民每天早上都在忙着洗头、洗衣裳，能有充足的水真是她们的福气。
今天上午，又有4名化装成老太婆的姑娘从农村来到我们这里。她们在柴火堆里躲了好几个星期。她们长相不错，也十分坚强，但情绪很悲伤。下午，她们已梳洗干净，并参加了下午的聚会。当她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像在想什么。
11时。马吉、福斯特和其他4名定期来布道的牧师来开会，他们十分乐意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在这里吃了饭，多么丰富的午餐啊！有鸡、糖醋鱼和虾子。我们打算每天在小教堂聚会一次，愿意来的妇女可以参加每天的活动。我们将模仿耶稣的生活，直到复活节前这一周结束。
晚上，我们起草了2月份难民开支的报表以及3月份的预算。马吉、福斯特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提供广播新闻，我们这个区还没有电，因此我们听不到广播。
今天下午，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他的父母、外婆和小妹妹都被日本士兵杀害了，他目睹了屠杀的场面。当他和一个盲人妇女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便来到了这里。
今天上午，一位来自金陵大学的女难民问我是否能帮助她，让日本当局释放她的丈夫，她认为她的丈夫在下关。她的丈夫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她的兄弟可能也是在同一天被刺死的。她是位穷苦的农村妇女，有3个年幼的子女。
2月25日，星期五温暖的天气还在持续着。春苗悄悄地探出头来，花园里没有遭践踏的迎春花正在盛开。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难民所制定新的计划。由于缺乏人手，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工作从下午2时开始，持续到5时20分，共？117人接种了疫苗。布雷迪医生和3名助手承担了这一工作，地点是在户外的阳光下（南面的宿舍之间）。我们应该强迫所有的人都接种疫苗吗？下午3时。我在鼓楼医院的小教堂参加了南京基督教工作人员的会议。圣公会有5名男性、3名女性福音传教士出席，这同其他的传教组织相比，他们的出勤率不错。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但不幸的是，城里的一些教堂没有牧师。
米尔斯说，南京似乎安定了下来。现在莫愁路变成了商业街，而以前的商业街还没有恢复，因为许多店铺都被毁坏了，如果恢复要花许多时间。
下午，我去参加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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