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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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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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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星期一上午10时。开了本学期最后一次教师会议。没有政府组织的考试对学生的压力，我们就可以更自由地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了。如果一位老师拿出他认为对学生更有裨益的教案，就可以期末免试。本学期没有多少真正算得上违纪的事情。我们决定下学期不招生了，因为，宿舍已经满了，而下学期不回校的学生至多三四人。
今天下午，我为我们的化学老师写了一封介绍信，他明天去上海考察肥皂、牙粉等的制造工艺。下学期，我们希望为那些学化学的穷学生增设一个项目，教她们做肥皂、牙粉之类的日用品。
下午4时。联合传教公会教育委员会在瑟尔·贝茨家开会。讨论的问题为：我们教会学校是否能提高教师的薪水或生活费？现在米价高涨，他们的薪水相对来说太低了（米价是一年前的3倍），根本不够用；我们是否必须使用傀儡政府的新教材？虽然这是迟早的事，但是，既然有关方面只是说要出这些教材，但还没出来，我们最好继续使用现行教材；经投票决定，教会将邀请伯奇夫妇、凯瑟琳·舒茨和明妮·魏特琳，休假后继续回中国工作。
晚上7时，教会成员在布雷迪家共进晚餐。
1月23日，星期二今天，我在制定下学期的计划。我的新秘书打字水平已有提高，又学了速记，看来会是个好帮手。我还拜访了两位教师，并一起讨论了下学期的计划。
1月24日，星期三今天阳光明媚，但仍然寒冷。5英寸厚的积雪在慢慢融化。人们都觉得这场雪下得好，有利于庄稼的生长，一点不嫌天冷。今天有许多有趣和不同寻常的事。
招生委员会今天上午开会。我们的两幢宿舍楼里有三四个空铺位，我们尽力合理挑选学生，把上学的机会给那些上不起学的人。由于招的人不多，因此，可能不进行正规考试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面试和智力测验。
11时。两个教外语的日本人来访，他们显然是新政府里的教育官员。他们略懂汉语，我们用汉语交谈。他们想了解我们学校教不教日语。我告诉他们，我们教日语，而且，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中国教师教日语。他们对此甚感诧异。他们声称，如果我们邀请他们其中哪一位来教日语的话，他们将通过宪兵为我们解决所有困难。我没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困难，也没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准备邀请他们。
中午，又来了两个日本人。我曾经帮他们在这个地区找过房子，他们是坐轿车来的。他们说，想带我出去吃中饭，幸运的是我已经有约了。那么晚饭呢？对不起，我邀请了客人，这都是实话。我说，等他们的妻子来了，我会很高兴去他们家做客的，这也是实话。
下午1时～2时。我在美国大使馆聚餐。出席午餐会的还有约翰逊大使、格拉斯福德海军上将以及1937年12月在南京的那些人。席间气氛很热烈。
下午5时～7时。我在邻里中心吃饺子，这是由年轻教师们一手操办的，而我只是往桌子上摆饺子而已。他们干得很高兴，吃得也很开心。
1月25日，星期四爱，确实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能克服一切障碍。今晚根据原文分析，应为昨晚。
9时30分我正在写信时，××人由于涉及到人员之间的矛盾，魏特琳不愿说出姓名。来到我的房间，说她明天将去××人处，请其出面为她邀请她一度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做助手。她说，她是在极其虔诚地为此祈祷之后才做出这一决定的，因为，这样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晚上和今天，这祈祷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不是她决心这么做的话，我们教师集体中肯定已经产生裂痕了。正是有了这种挚爱和诚信的力量，才使我们在过去两年里绕过了许多“暗礁、险滩”，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一直得以进行。
今天上午，哈丽雅特和凯瑟琳启程去上海度假。我希望星期天能到盖尔博士家去，那儿很清静。但是，每天的事务不见减少，反而不断积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完。
1月26日，星期五今天是《美日贸易条约》预定续约的日子，但实际上并没有续约。许多人认为，日本会守规矩，以后会续约的。时间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虽然是假期，但是，瑟斯顿夫人仍然在她的小屋里工作，我也在办公室里工作。我没法提高工作效率，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停地打扰我，来请我办事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谁家的孩子想进某所学校，让我开介绍信；谁家的丈夫曾被日军杀害，让我写张条子去国际救济委员会申请救济；还有人要我帮忙给医院写安排住院的条子，等等。
午饭后，电话公司的一个日本雇员带着两个中国苦力来到校园，未经允许就擅自挖电线杆。
我和瑟斯顿夫人、程夫人提出抗议，但是，日本人充耳不闻。我给美国大使馆打了电话才解决了问题。半小时后，日本人向我们道了歉。
星期三晚上，美国大使馆的保险库遭到抢劫，6万美元被劫。详情还不清楚。
今晚，程夫人、杨牧师、钱牧师和我开始和邻里的老孙具体商谈买地的事，那是校园后面的一块山地，将来可以在此建一所平民学校。老孙需要钱。我尽力想私人出钱买下这块地，希望将来由学院接管。地价是275美元，有1亩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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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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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星期六我原准备今天下午离校，去盖尔博士家住一个星期。我需要去休整一下，原因之一是我在校园里忙得没空休息。对我们行政人员来说，过去的一周甚至比平时还要紧张。
我刚吃过午饭（现在我在400号宿舍楼吃午饭，因为我住的那栋宿舍楼关了），黄梦瑜医生的母亲又来了，她被日本人赶出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她住在她以前的黄包车夫家里。我想她并不穷，因为，她女儿肯定很有钱，在离开南京之前肯定也给了她一些钱。我交给她一封写给安村先生的信，虽然，他对黄医生的房产被霸占、并改建成花柳病医院一事也许无能为力，但希望他至少能了解一些情况。
下午2时30分。有一个毕业典礼，4位护士最近刚修完金陵大学医院培训班的课程。
我正要离开校园，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朝我的黄包车奔过来说：“华小姐，我一直在等你出来，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又冷又饿，一直在为日本人做苦力，但是现在身体不行了，背不动了。”（他以前是我们庐州教堂的一位牧师）我怀疑他的败落和海洛因有关，我让他把地址留给门卫，给了他够吃几顿热饭的钱，然后就走了。后来，我见到杨牧师，杨说，过去几年中见到他好几次，他是在吸海洛因。20年前，他有妻子和4个儿子，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教堂里有一份工作，曾经前途无量。
晚上10时30分，我到了盖尔博士家。这儿很清静、温馨。但愿世人都能有这么一个家。
1月28日，星期天昨晚下了小雪，今天天气很冷。今天上午，我读了劳伦斯写的《以行动表明上帝的存在》，并读了一点《聆听上帝的声音》。今天下午4时，瑟尔·贝茨做了一场精彩的布道，题为《当今世界局势与基督徒》。他从《以赛亚书》第59部分读起。以当时的场合，能如此无畏地谈论《圣经》中先知的观点实属不易，因为听众背景复杂，其中有日本人、中国人、犹太人（流亡者）、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他首先描述了世界局势：苏联占领了芬兰；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然后讲述了德奥关系，等等。最后，他呼吁基督教徒们：1笃信上帝；2与致力于促进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的组织密切合作；3坚信暴力、强权、战争、贪婪最终是不会获胜的；4有些人穷兵黩武，为战争不惜一切，而基督徒则要为和平不惜一切，努力工作，并勇于奉献。
1月29日，星期一多么宁静的假日！今天中午，我步行到南门，在那儿和里瑞尔·蒂加登（LyrelTeagarden）及埃德娜·吉什共进午餐。路上，我经过大概仅有6个街区那么长的一条街，我数了一下，足有12块立在店门口公开贩卖鸦片的大幅招牌。这叫“官土”。私开的烟馆又有多少呢？我不知道。
我在里瑞尔那里听她长谈中国西部的情况。不难想象，一位一直在“自由中国”最自由的地方工作的人，怎能忍受在这里工作呢？她向我描述了西部的中国人英勇抗敌的大无畏精神，但是她又说，在昆明和香港这些地方，人们根本没意识到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月31日，星期三机密今天，林弥励又来见我，她准备辞职，因为，她和程夫人合不来。有句话总是对的：两人都有理，两人也都有错。如果她俩能相互关爱、彼此谅解，问题很容易解决。
我多次意识到，现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性格问题，双方为一些琐事发生分歧，互不相让，因为，都怕“丢面子”。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基督教团体中都有那么多问题，中央政府里该是怎样一番情形啊！我再次对蒋将军深感钦佩。
林弥励同意去上海度假，并愿意在那儿等我回话。如果程夫人多一点关爱，林弥励多一点宽容的话，两人之间的裂痕就会弥合，但是，两人都不愿这样做。我知道，上帝要操的心比我更多，只好祈祷：“愿你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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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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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星期四今天还在下雪，晚上下得很大。我和盖尔博士上楼之前，把她家门前柏树上的雪摇晃了下来。
今天休息了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弗朗兹·威福尔（FranzWerfel）写的《聆听上帝的声音》。
今天下午，在盖尔博士家里有一个读书会活动。尽管下着大雪，还是有8位成员来了。他们一起读《金城》。
马尼拉、香港和上海等地的电台广播说，小小的芬兰打退了苏联的多次进攻，仍在据守着曼纳海姆（Mannerheim）防线。我同情那些浴血杀敌的芬兰人，又认为那些受蒙蔽的苏联士兵同样令人同情。苏维埃领导人在野蛮大屠杀这一点上，和沙皇的追随者没什么两样，这看起来同希伯来先知耶利米（Jeremiah）生活的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对无辜农夫的屠杀属同一性质。
2月3日，星期六我决定结束度假回校，因为，程夫人从苏州南部回来了，我想让她知道，现在必须解决她和林弥励之间的矛盾了。今天上午，布兰奇来向我表明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林弥励说的没错，程夫人冷酷无情，总是想支配别人，让别人屈从她的意志。
下午3时。我回来换了衣服，5时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欢迎约翰逊大使的招待会。这种招待会毫无意义，人们不是交流思想，只是闲聊。我和克莱维利希（Cleverish）司令谈得很投机。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英国人。在中国呆了几年，使我有机会接触英国坚强的精英分子，我对他们十分尊敬。而美国的外交官们对英国人的动机却持保留态度。
本来打算和一些人去美国炮舰“吕宋号”上参加晚宴，再看电影，但遗憾的是，由于路上结冰，我不得不改变主意。今晚很冷。
2月5日，星期一～6日，星期二这两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林弥励和程夫人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让我闷闷不乐，我什么也吃不下。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看来，她们中间至少有一人要甩手不干了。两人都有理，又都有错。林弥励已经厌倦了和这种人共事，不想再谦让了。昨晚，我和程夫人谈过后，寄了一封信给林弥励。经协商，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看起来还比较合理，但是，在林弥励看来，可能就不那么合理了。
2月7日，星期三今晚是“三十晚上”，农历的最后一天。晚上6时，400号宿舍楼餐厅里的5张桌子旁坐满了师生。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过难的孩子，外加程夫人和她的孙子。
那个驼背的小女孩也在这里，看上去她很高兴。饭后，我们聚在活动中心玩。从前，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年轻人，会通宵达旦地准备过年吃的食品、玩耍，并吃些好吃的东西。今晚，我们许多人聚在一起尽情欢乐，我觉得没有人想家。
2月8日，星期四新年好！恭喜！恭喜！新年如意！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客人一批批地来访。一个多星期前，程夫人为我买了一些蜜饯，来客人时，我就在餐厅里用这些可口的蜜饯和茶水招待他们。
不难看出一些年轻教师同情林弥励。可以说，这件事弄得大家没心思好好过年了。我无法想象这件事对林弥励有怎样的影响，她回来以后也是不会再有心思工作的。
晚上6时。我们吃了一顿北方风味的晚餐（肉馅饺子），是由我们的3位北方职员做的。7时，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学生们也来参加了。我们唱起了赞美诗里的一些新年歌曲。
2月9日，星期五（农历新年的第二天）今天阳光灿烂。除了山坡和房子的背阴处有较深的积雪之外，其他地方的雪到晚上肯定会化完的。校园里煤渣铺成的小路泥泞不堪。
今天早上，我又在楼上的瑟斯顿处吃早餐。后来，当我回到宿舍时，许多工人来给我拜年。
他们穿戴整齐、喜气洋洋，还带来了孩子。他们走后，织袜子的邻居孟先生也带孩子来拜年。
中午12时30分。我应邀到程夫人家吃中餐。她还邀请了其他客人，大家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有比中式餐更美味的佳肴吗？据我所知没有。
下午2时。3位老师、约12名学生和我，一道去长老会大教堂参加世界祈祷日活动，这是仿效纽约教堂进行的活动。参加者虽然很多，但是，我们只有几个人觉得祈祷的时间太短，而且牧师也没怎么号召人们祈祷。我认为，如果举行这个活动的房间再小一点，而且，只邀请中国妇女界的领袖参加，那么，她们可能会感受到自己与同时做祷告的其他国家的妇女心灵相通。令人欣慰的是，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妇女独立组织的。这次，台上没有一个是大学生，据我所知，听众中也没有，这使我们更加想念吴贻芳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妇女。
今晚，我独自呆在这间大宿舍里，脑子里总是想着林弥励和程夫人的事情，相信事情会圆满解决的。早上，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林弥励，劝她宽大为怀，早日归来。
2月11日，星期天今天下午2时30分，尽管道路泥泞，还是有七十多位附近的妇女带着许多小孩来到我们科学楼的大厅里，参加每周日下午例行的礼拜。罗小姐带来了一张特别的新年海报，画的是一个人皈依基督教前后的不同状况，她主要谈论了如果按照耶稣的教诲努力从善，那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我协助一位教师教人们两首新年赞美诗，因为没有人演奏风琴，我们是朗诵而不是唱歌。礼拜结束后，我们请他们喝茶、吃花生和芝麻糖。参加者中只有一个小孩穿的是新衣服。新年伊始，只要能穿得起，人们通常都要穿新衣服的，特别是小孩子。邻居中穷人的日子比以前还要难熬，他们脸色憔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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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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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我做了英语礼拜。阿瑟·摩尔主教布道时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2部分第2句的经文：“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充分领会其含义，才能真正体会到上帝对世人的爱，以及上帝为世人作出的牺牲。
我正在读伯特伦·B·福勒（BertramBFowler）写的《上帝保佑选民》（THELORDHELPSTHOSE）。我对将来在南京一带的工作想得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在今后的日子里，向老百姓倡导基督教义推崇的合作精神，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2月12日，星期一今天得知美国将派萨姆纳·韦尔士（SumnerWells）出访欧洲某些国家。我整天都呆在冰冷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一空下来就安排下学期的课程表。办公室里很冷，这影响了工作进度，要完成积压了3周的工作，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没能在本学期结束时排出课程表，是我的失策。
2月13日，星期二天气阴郁，办公室里冰冷的，而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接待来访者和排课程表，另外，还为两幢学生宿舍楼投入使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并安排袁小姐为学生宿舍购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准备好抹布等。
昨晚，凯瑟琳·舒茨来了，但是，她没带来任何有关林弥励的消息。今天下午，骆佩芬也没带来新消息。吃晚饭时，我收到了林弥励的一封快件，信中讲得很清楚：在没有澄清和程夫人之间的误会之前，她是不会回来的。晚饭后，玉玲、诚申和我反复讨论此事，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明天让凯瑟琳·舒茨带着我们写给林弥励的信去请她回来。我本想亲自去，但实在走不开，这样做多少会使林弥励感到面子上过得去。我们在信中力劝她忍让一些，程夫人是难以说服的。程夫人认为事情全怪林弥励，如果林弥励也这样的话，那事情就没希望了。可怜的蒋介石！我理解他在解决人事纠纷方面的难处。
今天下午，有71名学生缴了学费。
2月14日，星期三今天继续报到。到晚上5时已有150名学生报到了。和一年半以前这些班刚开办时相比，米价已经涨了2倍，我们不得不增收伙食费。程夫人担负起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艰巨任务，她力劝她们把伙食费尽量缴齐。
今天下午，热心肯干的凯瑟琳带着我们的5封信出发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坦率地说，这是我遇到的最令人灰心的事情之一，两位得力的职员观点格格不入，她们宁愿眼看着我们努力开创的事业半途而废。假期快过去了，这两位同事仍未和好，但愿不会总这样下去。
机密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程夫人和我开了行政委员会会议，继续商讨一些校务问题。我认为，凯瑟琳小姐带着我们请林弥励回来的信件去上海，这种做法堪为上策。
程夫人当时没有表态，但是，瑟斯顿夫人走后，她告诉我，她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那样做只会使林弥励比以前更傲慢、更专横，并说她干完这学期就不干了。看她这样大发脾气，我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是，后来却感到些许欣慰，因为，我相信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她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发脾气，总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脾气要好得多。
面子的力量真大，它决定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寸步难行。为了面子，除了不愿去死，人们什么都愿意干。
2月15日，星期四今天早上7时45分开始上课。第二节课，我和高中学生进行了交谈。
9时45分。我们举行了开学的首次祈祷仪式。4时30分，菲利普和希尔达来接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出去兜风。我们去了国家公园。公园外面是有钱人的住宅——这些豪宅（罗森博士看了会说，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盖起来的）都已经毁坏了。只有几块碎砖头告诉人们，这里以前多么风光。凯瑟琳和林弥励，今天晚上还没回南京。
2月16日，星期五一整天，我都在写本周末要用的3篇讲话稿。工作被打断了好几次，难得能连续写上一会儿。
今天下午5时，我派人把盖尔博士的厨师好心烘烤的一只精美的蛋糕，送给正在美国大使馆的格拉斯福德海军上将，并随蛋糕附上一封致歉信，说我和凯瑟琳都不能去参加在美国炮舰“吕宋号”上举行的自助晚餐和电影招待会了。我本来想去换换脑子，放松一下，但是，林弥励和凯瑟琳要回来了，于是不想去了。
下午5时。林弥励和凯瑟琳从上海回来了，林弥励看上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疲惫。我很高兴她回来，因为，是她担负了管理家政班的重任——虽然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但也很不错。心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想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凯瑟琳不辞辛劳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她做得很好。
2月17日，星期六今天早晨，我们20人参加了家庭祈祷会，吴先生和袁小姐也来了。
上午9时。我去了南门基督教堂。那儿正进行一个为期两天的静修活动。参加者很有意思，其中80％是年轻妇女。年轻男子很少，许多男人不是去了西部，就是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相信，现在这座城市里年轻妇女的人数肯定是年轻男子的两倍。
街上人很多，孩子们提着灯笼，有一种节日的气氛。是时候了，街头各式灯笼齐现——鸭灯、兔灯、龙灯，不久还会有一个大型花灯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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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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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我在贝茨家吃晚餐，来宾中还有日本全国基督教会的司马博士及其他几位日本基督教徒。陈教授和齐先生也在座。席间，我们畅谈了上帝对世人的爱。我们都认为，派日本传教士来中国，并向中国人传教——确切地说是和中国传教士共同向中国人传教，就现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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