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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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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今天早上的教师祈祷会有6名教工参加。仪式中，中国同事的祈祷使我感到羞愧，特别是当我回忆起一次大战期间我的同胞们在祈祷会上的祈祷时更是如此。有的人（中国同事）为在上海战斗中死去的中日两国士兵的父母妻儿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基督徒在目前困难岁月里的基督精神而真诚地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军事领导人祈祷，愿上帝向他们显示其意志，把他们引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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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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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花了许多时间来完善我们设立几个分校的计划。同时还收到了来自湖南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社会学系的师生受到湘潭长老会传教站最真诚的欢迎，他们那里有一所空校舍可使用。
下午5时30分。晚饭前，我骑车外出转了一圈，路上遇到了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他说最近在日机轰炸飞机库原文为hanger，但根据上下文，应为hangar（机库）。之前，他们把所有的飞机都撤出了飞机库，不过，他却损失了一台收音机。他完全不赞成人们撤离南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我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时，他认为，如果日本内部能保持一致，中国的各派能像目前这样精诚合作，那么战争将会持续6个星期到一年半。他认为在某个夜晚，特别是有月光的时候，将会有大约40架飞机飞临南京进行大轰炸。
地理系决定本学期到湘潭去办学。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在涉及到师生的问题上很难做出决定。
上午将给伊娃打电话，这样，当龙博士明天到达汉口时，伊娃将敦促他做出决定，把社会学系带到那里去。我个人倾向于让几个系在南京开学，但我担心学生的父母们不会让他们的女儿来这里。
今天平安无事，天气也很好，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上海周围地区正遭受着可怕的苦难。
9月16日，星期四今天，吴博士再次编制应急预算。当你知道收入将达不到预期的40％时，对这么多员工来说，做到很公平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有一笔紧急支出，用来购买电缆、开设新分校等。
下午6时30分。第一次预警和紧急警报都响了起来，但没有飞机来。约1个小时后，空袭解除警报响了。
晚上8时45分。动物世界里也发生了悲剧。皮特勒是我们捡来的小狗，养在实验学校，它流浪时受伤的伤口刚刚长出新的皮毛，它在街头流浪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它是一只非常友好、机敏的外国小狗，大家都很喜欢它。我特别喜爱它，因为劳累一天回宿舍时，它总是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今晚当我们从防空洞回来后，它在草地上玩耍，一条毒蛇很残忍地在它的左眼上咬了一口，它非常痛苦，眼睛立刻肿了起来。我试图安慰它，并在它的伤口上敷了些药，但是没有用。当我们确信它是被毒蛇咬伤后，立刻派人到科学楼取了一些氯仿，这个小家伙很快就“彻底解脱”了痛苦。我们用白布将它包起来，并将它埋在一棵女贞原文privot拼写有误，应为privet。树下。我们都非常想念它。
由于月光明亮，我担心今晚可能有大空袭。
9月17日，星期五今天上午，我们给地理系的学生寄了信，通知他们10月1日将在湘潭开学。刘恩兰正在挑选有关的图书和仪器，准备带到那里去。对她和她的学生来说，这有多大风险！如果社会学系也到那儿，我们就能够再派几名老师到那儿开设中文课，也许还有生物课，这样在湖南以及湖北将有一个小的金陵中心。
今天上午王明珍从上海回来了，向我们报告了她的工作进展情况。我必须承认，进展并不理想。上海的35名学生中，只有4人说父母同意他们离开上海。法租界，还有公共租界都不愿意新学校在那儿开学，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增加租界的危险。我猜想他们是害怕学生惹是生非。大多数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说他们希望在10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制定计划，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很糟糕。
租界里非常拥挤，人们无法摆脱枪声和飞机的干扰。我们在南京开学是最佳选择吗？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向南京逼进，那么我们的麻烦可能是交通问题——必要时，怎样撤出学生？我们要是有先知先觉就好了。我们应该放弃开学的努力吗？今晚，凯瑟琳和我请将在星期一结婚的吕锦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6届毕业生。和孙先生吃了一顿非常简单的晚饭。这些天中国报纸登满了结婚启事，因为许多家长急着让他们已订婚的女儿完婚，这样，他们总算是把一个完好的女儿嫁出去了。在晚饭前，我们约法三章，不谈战争和轰炸问题，但是很快我们就食言了。
我们给在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发了一份电报，要她们推迟去上海的日程，因为，目前看来在上海开设中心困难重重。今晚开始下雨了，我们都很高兴。愿整夜都乌云密布！今天下午，家庭手工学校的老师朱小姐和我去家访，通知学校于9月20日开学，还邀请人们参加星期天在邻里中心举行的定期礼拜。我们走访的每户人家都很友好，而且这种友好真有点让人心酸——我们似乎成了他们所渴望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的象征。
9月18日，星期六金陵大学决定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他们的农业经济系迁到了汉口，农村干部培训学院在他们的农村实验基地之一吴江开学，而其他的系和学院准备在这里开学。在投票表决时，我认为应该将一些理科专业、音乐和一年级新生留在我们的校园里。但如果今晚有一次大规模空袭，就可能会改变我的主意。
斯迈思为《世界的呼唤》写了一篇长文，他在文章中谴责传教士在大使馆或国务院的命令下撤离南京，他使用了蒋夫人曾用过的“逃跑”这个字眼。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并使传教董事会和大使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留下将威胁到中国同事的生命时——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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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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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负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妇女同时离开。我对自己在美国传教协会及美国董事会指设在纽约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立场感到自豪。他们相信我们的判断力，允许我们自己做出去留的决定。
今晚我们通知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去武昌，6名学生在该系陈品芝博士的领导下，已在那儿开始学习。
可怜的吴博士从下午2时到6时30分一直在开会，她开完会来到餐厅时，看起来疲惫不堪。中国“全国妇女士兵救援会”正在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落在了吴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长的职责外，怎能承担这么多的工作？今天上午她做了一次演讲，接着又到一个公共剧院帮助募捐，还有妇救会的工作。她对美国五个和平组织目前的态度深感失望。在她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同感）这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民族利己主义。这些组织的所作所为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即进一步削弱中国，因为这将使中国得不到军需物资，而日本却能自己生产1937年9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中日交战双方实施《中立法》，该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双方提供或是帮助运送任何援助物资。由于当时日本已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因此该法案实际上有利于日本。《中立法》的通过实际上也是美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的产物。。
9月19日，星期天根据中国的阴历，今天是八月收获节原文如此，指中秋节。，今晚人们应该赏月。在正常年份，今天是合家欢聚和吃月饼的日子。天气非常好，晴朗、清新、凉爽。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后，这是人们喜欢的天气，秋雨之后，这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人们应该崇拜和感激收获的赐予者。
上午8时20分～10时。在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就跟着别人到东院的防空洞。一个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时间比我们长的花匠估计飞来了40架飞机，后来我们在广播中听说有34架飞机从上海起飞，但实际上只有21架飞临南京。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城西供水的系统，城南的一个军事设施也被日机光顾，上述三个地方都挨了炸弹，但我还不知道遭受破坏的程度。
上午10时30分～12时。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
下午1时30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2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到下午2时30分，来了30个孩子和18名成人，我们开始了仪式。鼓楼教堂的倪牧师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通常他们也想留下来看大人们的活动。
下午3时15分，成人的仪式刚结束，警报声又发出了警告，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躲在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修建的防空洞里，该组织正借用社区之家作为其总部。
晚上8时30分。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武昌的伊娃通了话，伊娃告诉我，社会学系的学生说服了龙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到湘潭去。她正在设法把另一所教会的房子改成学生宿舍。
晚上9时30分。我们听了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广播用中、英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危机中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罗纳德·里斯还讲述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教会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广播很有帮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国运动的一员，并使他们的思想统一。
罗纳德·里斯鼓励传教士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与中国同事并肩工作。但他过于含蓄，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可能不得不拒绝领事馆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们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星期一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今天早上醒来后很惊喜地发现，尽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袭，但一整夜都没有空袭。但愿他们没有利用这皎洁的月光，残忍地轰炸其他没有设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审定了有关在上海和湘潭开展工作的决定。
上午9时30分。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来访，并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一份很长的声明，声明称，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中午开始，他们要对南京展开真正的攻击，使南京不再是军事决策中心。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竭尽全力扩大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原文在“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下加了下划线，这显然是讽刺的语意。。
帕克斯顿劝我们离开几天，也许不超过芜湖以西。所有的使馆人员也许都将撤离。尽管我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什么怀疑，但在感谢他通知我们之后，我告诉他，我将同凯瑟琳小姐商量一下撤离的问题，并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如果当时就拒绝他有点不够含蓄，但几小时后我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了我的看法：撤离使馆人员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胆地写给帕克斯顿和佩克的几句话：“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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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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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
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上帝的祈祷”，这应该在礼拜结束时说。我们本可以跑到金陵大学的地下室去，但我们决定就呆在这个小教堂里，尽管这是个不明智的决定，特别是由于它离何应钦将军住宅附近的高射炮很近，这门高射炮就在他的住宅那儿。轰炸很猛烈。我们试着逗在场的孩子，并和他们一起玩。现在还不知道轰炸的结果，但恐怕很糟。
下午1时30分。我给住在巴克家的斯迈思打了电话。他反对撤离，并已开始为大学医院组织救护车。
下午2时。由于空袭期间炊事员无法做饭，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午饭。
下午3时。刚吃完饭，我们现在全在400号宿舍楼吃饭。
下午3时～6时。在信使把凯瑟琳和我的信送到大使馆前，帕克斯顿先生打来了电话。我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在和我谈话中，他表示非常理解和尊重我们的立场。他说只让使馆的部分人员乘炮艇溯江而上，离开南京。
在和吴博士商量后——她非常愿意，我给大使馆的参赞佩克写信，询问他们对我们在校园使用美国国旗持何种态度。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很大方地借给我们一面新的9英尺长的美国国旗。我们把它平放在我们校园方草坪的中间。尽管旗帜有9英尺长，但在那块大草坪上看起来却很小。程夫人、陈先生和我决定明天买布做一面比这个大3倍的旗帜。我还与南门教会以及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朋友联系，询问他们是否准备了美国国旗。
晚上7时。我们请胡斯曼夫人吃晚饭，因为她和丈夫明天早上将动身去青岛，然后回德国。
胡斯曼先生3点钟把他们的行李送到浦口，没能来吃晚饭。我虽没对她说，但我想他可能在送行李时遇到了麻烦，因为今晚和明晨，数以千计的人将从不同的方向撤离南京。
今晚，刘恩兰和一名学生去了武汉。我们认为，在事情发生前，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她撤离。她和几名学生一整天都在忙着包扎地理系的书籍和仪器。
陈中凡先生明天去武汉，他去那儿教中文。我们想让他今天就走，但船很挤，由于身体瘦弱，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旅行。据说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为了撤退他的家人和朋友，占据了一整艘中国商船。
今天下午斯迈思来访。可怜的孩子看起来气色不好，夏天那场病之后，他还未痊愈。不过他充满活力，并有各种计划和打算。他原本可以如他所说的那样“逃跑”，但他没那样做。因此，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为鼓楼医院组织救护车队，他觉得在大使馆的眼中，这一工作能够证明他留下的合理性。
巴克先生明天去汉口，他的办公室已搬到那里去了。他计划先到那儿，然后再到上海去一段时间。现在租车到上海要200美元。吴博士回来了，看起来对自己很不满意。她说她对巴克发了火，并要他转告大使馆她对使馆决定撤离的看法。她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为，也正是日本希望外国政府所做的事。后来，巴克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已把她的话转告了约翰逊大使。
自我从青岛回来后，今天刚好是两个月，但感觉像是两年，这样说还打了折扣。
是睡觉的时间了。今晚的月光美极了，但我认为今晚不会遭空袭，我认为日本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完成下次轰炸的准备工作。据说今天实业部遭到轰炸，41人被炸死。这种时刻往往谣言四起，并且传播很快。斯迈思告诉我，他听说中国空军已很难发挥作用了。今天，每当中国飞机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有4架日本飞机追逐它。今天早上，那个较大的军用机场被彻底摧毁。从现在起，南京只有挨炸的份了。
晚饭时，胡斯曼夫人给在座的鼓劲，说今天早上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昨天也是7架，这使我们感到很有希望。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都是谣传，折中一下也许更接近事实。
今晚当我回到实验学校的房间时，在月光下，我忍不住站在铺在草坪上的国旗旁。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么大的和平和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9月21日，星期二零点来到了，感谢上帝，一夜平安，睡了个好觉。7时，我去诵经厅等汉口伊娃的长途电话。昨晚就想和她联系，但邮局说电话线路太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
上午8时。我与伊娃通了电话，谈得不错，我告诉她，恩兰和地理系正在去汉口的路上。她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学生，因为宿舍已爆满。当我告诉她吴博士宁愿把我们的学生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处而不是两处时，她说将设法再找一处房子。到目前为止，武汉没有遭到空袭，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未来也安全，这倒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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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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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帕克斯顿打来电话，邀请吴博士、凯瑟琳和我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有误，应为tiffin。，同时，在空袭时也可以躲进大使馆的防弹地下室——根据长谷川海军中将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的最后通牒，大家似乎都以为空袭在12时开始。我们对帕克斯顿的邀请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空袭开始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集体。在电话中他还告诉我，他同约翰逊大使谈了很久，大使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笑着说，现在他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了。
今天上午，F·陈先生去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看看能否买到我们准备做旗帜所需的红、白、蓝布，但他说，唉，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门关得紧紧的。
昨天深夜和今天一大早，我们能听到汽车匆匆驶向下关——长江码头的声音。我想知道在过去24小时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吴博士去了教育部，看看能否得到批准，当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时，我们的学生能在那里借读。她从教育部得到的保证，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向在上海地区的学生发出通知。圣约翰大学正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我们的一些老师将到那里去，这两个事实是我们得到口头保证的原因。
万一今天有大范围的严重破坏，我们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一些老师和两名看门的工人，在警报解除后立即到鼓楼医院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看吴博士，他说中央大学已决定迁到四川重庆，并力争11月1日在那里开学。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PlumerMills）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斯坦利·琼斯（Stanley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去吃午饭。
下午，我为吴博士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一封是给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的，另一封是给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的，叫她们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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