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征服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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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对后渚港出土古船及其复原尺寸的探讨测算，大约为：头桅桅长20。0—25。6米，桅径0。44—0。5米，蓬面积97。5—120。0平方米；主桅桅长27。3—32。0米，桅径0。6—0。64米，蓬面积187。0—396。0平方米；尾桅桅长11。7—14。5米，桅径0。25—0。3米，蓬面积49。5—57。0平方米。
出土遗存中有一段绞车木，推断船蓬是可以升降的。蓬是用竹篾编织成的。蓬有主索及滑车，以利升降。这种三桅硬蓬船，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能灵活变换受风方向，唯当头风不行。其它七面风都可利用。在茫茫大海中，风云变幻寻常事，不必停船待风，可连续航行。这也是解决动力问题上一大技术成就。
舵的发展
古船尾有舵座。船舵的轴孔直径达38厘米，推断舵轴直径至少35厘米，长8。5米，取材杉、樟、松木。
从出土绞车木残段的形态分析，海船的舵是可以升降的，是灵活自如的升降舵。船行浅海，舵板升与船底平齐，避免触礁；行至深海或遇到较大的风浪，可把大主舵舵板降到船底线以下，因船底下水流不受船尾所产生乱流和旋涡的影响，即可提高舵的效能，又可减弱船身的横向漂流，发挥稳定船身的作用。
外国的船舶，比我国迟了1000多年才有升降舵的装置。
船碇
古船出土遗物中有一大捆粗巨的竹索，挂货木签中有“丘碇水记”字样。
参照宋时文献关于“下垂矴石，石两旁夹以木钩”的记载，推测该海船是用木夹石碇，竹索则为碇缆索。
防腐技术
古船的船底板外表留有刷涂一层石灰水的残迹，因而有“白底船”之称。可见当时已掌握刷石灰水防海生动物附着的技术。
牵星术
在船尾舱发现一把竹尺，一端刻1格，另一端刻4格，全尺相当8格。专家认为，它可能是“量天尺”，用来定恒星出水高度，以判定海舶所处的纬度方位。说明当时航海中，已能运用“牵星术”。
元
元代，泉州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
同时，泉州的海商、舟师名舟代（“舟代”合一字）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远为详细。每艘大海船都备有指引航线的《针经》或《针簿》，记录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时间、周围海域情况，以及陆地、岛屿、山峰的名称，地形地貌特征等，便于识别。这是航海技术的又一大进步。
造船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世祖“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
至元十七年（1280年），“福建省移泉州”，元廷命泉州、扬州、隆兴（南昌）等地“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fsktxt。com《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攻爪哇，大军会泉州，自后渚港起行。”（《新元史·世祖本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的记述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到泉州。他在后来的《伊本·巴都他游记》中，提到泉州造船的情况。（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fsktxt。com《泉州人名录·伊本·巴都他》、《泉南著述·伊本·巴都他游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在印度洋曾目击很多中国商船。中国船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艚（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载水手600人，士兵400人。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组成席状。另有小艇（柴水船）三只附属之，尾随其后，依大小名为“一半（Half）”、“三分之一（Third）”、“四分之一（Quarter）”。“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Zaitun）制造，或在广州（兴克兰，Sinkalnan）制造。”
《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还记叙一些造船技艺：制时，船皆有三面（指两舷侧板和船底板），用大钉钉连之。每钉长3“骨尺（cubit）”。每船有四层，公私房间甚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设备，无不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于水桶中。每船有船橹十二梃，每梃须十人至三十人才能摇动。
《伊本·巴都他游记》所记的尺度数量，可能有些夸大差错，但不能因之全盘否定。如他所说的船分三等，相当于“舟曾”（“舟曾”合一字）、“艚”、“舟居”（“舟居”合一字），都是泉州方言的称呼，至今仍如此。
泉州元船的技术特征
元朝，泉州造船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表现在：
（一）船型有明显等级之分
大型的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船身长达30丈，可载千人，或5000料（约250吨以上）。中型的艚船船身长10丈，可载200—300人，1000—2000料（约50—100吨）。小型的舟居（“舟居”合一字）船船身长在10丈以下，可载100人、1000料以下（50吨以下）。分出明显等级，是定型化、规模化生产的表现。
（二）帆、橹并用
为适应船型增大、航程增长、航路复杂的新要求，元朝较大型海舶设置多桅和多根船橹，以便把风力和人力的使用结合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就称，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为充分利用风力，可根据航向和风向，调整张挂的帆数。为加速或无风时用橹，一般配有8—12根橹，一般橹用4人摇，较大的橹须10—30人方能摇得动。
（三）船上分层
公私房间较多，住人和装货的舱间分开，设备齐全。
（四）大型船还配备小艇
碇泊时，小艇作为交通船，供靠岸补充淡水和采买之用。据《元典章》载，这种小船称为“柴水船”。
明
明代航海技术和宋、元相比，没有质的进步。还是木航船，只能利用季风、洋流、潮势等自然力为动力，用牵星术定向测距，用铅锤测水路深浅。明代前期用水罗盘，“浮针于水，指向行舟”，不过航海罗盘已精确到24个方位，是一大进步。为利于远航，船上储积淡水，不但供给饮用，且加强船的稳定性。
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迁到福州，但以后私商不顾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进行海上商贸活动。按船型大小不同，有大洋船、鸟艚船、小洋船之称。
嘉靖九年（1530年），惠安县海洋捕捞有拖网、流刺网、小围缯、拖钓网船等19种作业技术。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其海商集团的船队，从日本引进“旱针”指南定位。（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fsktx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郑成功》）
结构法的造船顺序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受欧洲近代建造木船顺序工艺的影响，开始采用“结构法”造船顺序。即先定龙骨，次安装肋骨及框架结构，再附上船侧板，最后钉船底板。
据《使琉球录》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阳记载：“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为船之主。凡两舟参（“舟参”合一字）交榛、龙膀、龙骨、通梁参错钤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纵向巨木，有时专指中段龙骨，到清朝才改称龙骨或舟参（“舟参”合一字）。两舟参（“舟参”合一字）指首尾两段龙骨。龙膀可能指龙骨翼板，是否包括整个船底板还不清楚。文中所称的龙骨，在清朝一般改称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体的框架结构。
造船顺序从宋代的“船壳法”到明代的“结构法”的变化，体现造船首先应考虑船身的整体结构的牢固性。至于贴钉船底板、舷侧板则在其次。这是制作技术上一大进步。尤其是在船形趋向大型化的情况下，更加适宜。
抗倭战船
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间，沿海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
《崇武所城志》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今人呼其地为船场下。”
当时的抗倭名将、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亲自督造各种大小战船。对各种船型、性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fsktxt。com《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洗海近事》称：当时战船有六号，一、二号具名福船，三号曰哨船，四号曰冬船，五号曰鸟船，六号曰快船。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浪，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根，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是战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称还沧船，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便于攻战追击。
鸟船头小而体肥，船身长直，设有帆桅，两舷各加二橹，帆橹并用，船行水上，有如飞鸟。
快船有又开浪船、赶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鸟船更尖锐，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坐三、五十人，快速性高，能狎风浪，便于哨探或捞首级。
又据《明会要》载：“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阔，舵楼三重，可顺风行，不能逼岸泊。”“乌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闽制，耐风涛，且御火战。”
当时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于外海，故战船须大小不等，吃水深浅不一。性能各异的不同船型的船只，组成一支“混合舰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克敌制胜。
在长期海战实践中，逐渐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船型，并趋于定型规范化。以后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较方便。
《洗海近事》中有这样记载：“今应所造福船、冬仔、鸟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长。大约福船以长八丈、阔二丈有零，鸟船以四、五十石载，冬仔亦须极大者。”
该书还记载各种型号船只的建造用料甚详，便于备料成批生产。如：“大福船面阔三丈，共十五只。本船木料横梁：中舱长四丈五尺，头舱长三丈二尺，尾舱长二丈。大柚四条用杉木，含枋长二丈九尺，阔三尺，厚一尺五寸……小头桅长六丈，围四尺。大桅长九丈，围六、七尺。战棚用松板五百五十片不等，每片厚一寸五分，长三丈，阔一尺五寸……上金樟木长二丈七尺，阔二尺，厚一尺……舵甲用樟木，每扇八片，厚一寸……碇六门，长二丈，阔一尺。棕缆二条，每条七十丈。藤缆索四条，每条长六十丈……大风蓬阔五丈五尺，长六丈；头蓬阔二丈四尺，长三丈。桐油一千二百斤，灰八十石，铁钉三千斤，草筋一千五百斤。脚艇一只，面阔七尺，橹二枝……”
福船特点
明代泉州建造的海船是属于福船类型，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或西欧所造木航船比较，有以下特点：
（一）船底为尖圆底，接近于U形，船首、尾为方形。而东南亚和西欧的木航船为尖底，首、尾尖锐。在依靠风力和人力为动力、航速不高的条件下，圆底比尖底可增加载重量。首、尾方形较易制造，且水手下碇、系缆、掌舵等操作空间较大。福船首部画有凶猛动物图案，两侧有龙目，后部有美丽小鸟图案。这种装饰既带有镇懾水神海怪的宗教色彩，又表示能识别海途，保证航海安全，发挥使船员、商旅心理安宁的效应。
（二）使用夹层的船底板，三层的舷侧板，是在传统的设置水密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船体内部结构。在距水底板有一定高度的地方，安装第二层船底板。板下可放不怕湿的货物或压舱石，降低船底重心，使船在航行中不轻飘。
（三）船舵间和其它船舱隔开，尾舵为轴式或可升降的舵，依航道深浅及吃水高低而升降，操纵更加灵活。
（四）桅杆为整根大木做成，不像欧洲船一桅由三节接成。
（五）蓬用竹篾编织而成，呈长方形硬蓬，纵向竖挂。
（六）开始使用铁锚。1981年泉州湾石湖港海底打捞出一具明朝的四爪铁锚，残长2。78米，锚爪对角距2。18米，重758千克。由于自身重，抓力强，其停泊能力及操作运用远较木石碇优越。
清
清代，泉州的航海技术受西方影响较明显，经引进吸收，也创造出自己的成果。
《海国闻见录》记叙的航海技术
康熙间（1662—1722年），泉州府同安县人陈伦炯少从其父陈昂熟闻海道形势，尤留心海外诸国风土民俗，熟识海上针盘、更辰、海道、港湾，著《海国闻见录》上、下两卷。（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fsktxt。com《泉州人名录·陈昂、陈伦炯》、《泉南著述·海国闻见录》）
《海国闻见录》下卷为图六幅。曰四海总图，曰沿海全图，曰台湾图，曰台湾后山图，曰澎湖图，曰琼州图。这六幅图，在当时测绘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
《海国闻见录》还记载：“中国用罗盘、刻沙漏，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一昼夜为十更，以更香一炷为一更），每更约得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其处心尚怀疑，又主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砣探水深浅若干，砣底带蜡油，粘探泥沙，各各配合，方为准确。”“中国洋艘不比西洋甲板用浑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可见当时远洋船舶已有自己的航海图（又名洋更、水镜或程图）和一套探测航行地点位置的技术。
造船
雍正七年（1729年），设泉州船厂，修造水师战船，当年承修48艘。
《清高宗（1736—1795年）实录》载，清官方造船厂都选址在盛产木材的地方，福建就设有福厂、泉厂、漳厂和台（湾）厂。
但这时泉州适合作大桅的全木缺乏。据《闽政领要》记载，官方的泉州船厂也在厦门购买番桅。从东南亚进口的桅木有铁造、蜂仔代番、甘拔、郁木、白犬、卖色、打马等。船舵则用广东产或东南亚产的铁力木（柚木），取其坚韧抗扭曲力强。国产的榆木、槠木、赤木亦堪使用。地产的松、杉亦用作桅木。如雍正十年（1732年）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官方二次派往琉球的海船，分别是闽县的木合兴号和惠安的林治盛号，大桅用全根松木，头桅用全根杉木。
以后，大海船由于船大桅高，取材困难，“以数木合成，加用铁箍”的“帮接技术”应运而生。
船型经历代演变，渐趋定型。商船有舟古（“舟古”合一字）船、艍船和同安梭船（又名横洋船）等。渔船或运输船有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艚船。
舟古（“舟古”合一字）船为大型，桅高蓬大，利于走风和沿海运输。
艍船八丈九尺，宽二丈二尺五寸，深七尺九寸，松木造；板厚三寸一分，桅高八丈二尺。该型船结构坚实，行驶灵活迅捷，曾被改造为水师的战船。
梭船船体如梭，可说是吸取欧洲船型的优点。宽一丈五尺至一丈九尺不等，航行快速。在此基础上，又改型造出宽二丈六尺的横洋船。
舟曾（“舟曾”合一字）船长七丈一尺至十丈八尺五寸，宽一丈七尺九寸至二丈二尺九寸，深六尺至八尺六寸，板厚二寸六分至三寸二分。配双桅双舵，二根铁锚，还配四个木碇，二支橹，一支头。大舟曾（“舟曾”合一字）可载1500人。
艚船是中型船，形如槽，长十丈左右，载重在千石上下。
当时造船场遍布晋江至惠安沿海一带，如城东的后山、后渚、法石和城南的车桥、新街，晋江的石湖、东石、祥芝井仔山、永宁梅林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
造船顺序
清代，造船顺序同明代一样，也是采用结构法。但民间制造中小型木帆船，仍有沿用船壳法的。
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以布帆代替竹蓬。因为布帆较硬竹蓬易起落升降，以调节受风面积的大小，用来控制航速。
陈瓘　陈正汇
陈瓘（1057－1124年），字莹中，号了斋，沙县城西劝忠坊人。宋元丰二年（1079年）探花，授官湖州掌书记，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温州通判、左司谏等职。陈瓘为人谦和，不争财物，闲居矜庄自持，不苟言谈，通《易经》。
宋元祐四年（1089年），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为越州太守。蔡卞听说陈瓘很有才华，想收为已用，便多方加以笼络。陈瓘知道蔡卞心术不正，不与同流合污，多次以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
后，陈瓘改任明州通判。北宋时期，朝廷沿袭唐代的职分田制，按内、外官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授予职官员80亩到12顷的职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陈瓘认为自己的职分田收入颇丰，只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充公。
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章惇听说陈瓘很有才华，十分器重，向他征询当今朝政应以什么为重。陈瓘直言不讳地告诉章惇：当今处理朝政应该持公正，不能再搞朋党政治。他举乘舟为例，说：“移左置右，偏重一边都要覆舟，都是不可取的。”章惇说：“司马光奸邪，应该罚治是当务之急。”陈瓘明知章惇与司马光政见相悖，却在章惇面前为司马光辩护说：“这就错了，就像乘舟一样，偏重一边，有失天下之所望。”章大怒说：“司马光不务织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毫无惧色，以理力争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蔡卞等人就抓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做文章，大举排除异已。陈瓘上书言朋党之争误国，因而忤犯了蔡卞一伙，被贬“出通判、沧州知卫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陈瓘身为谏官，认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对朝政秉公进言。他对朋党之争深为痛绝。他在回答微宗询问时说：“做事应该持公正态度，顾及大体，不要抓住人家枝节小事不放，以其一点，攻击其余。尤其是作为谏官的更应该尊重事实，不要以自己的孤见寡闻来妖言惑众。”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严正陈词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书奏请治蔡京等人结党营私，误国误民之罪。陈瓘还上书抨击皇太后干预朝政等事，得罪太后一党，被贬为扬州粮科院监官；不久又转任无为军知事。翌年，陈瓘被召回京城，任著作郎，后改任右司马员外郎兼代理给事中。其时，蔡京的党羽曾布为相。曾布派门客私下告诉陈瓘，将授予他实职，企图以高官收买他。陈瓘不为所动，他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表现了陈瓘大公无私、为人正直的品德。不久，陈瓘就被贬为泰州知府。
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举报蔡京一党有动摇东宫的企图。蔡京一党以同谋罪逮捕陈瓘。陈瓘说：“正汇举告蔡京将不利社稷的文书还在路上，我怎么有可能预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违心地去指证他们犯罪，是情义所不容的；挟私愤，作伪证来迎合你们，是道义所不为的。蔡京奸邪，必定为害国家，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着今天才说。”陈瓘大义凛然。字字掷地有声，连内侍黄经臣闻之都为之感动。他说：“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据陈瓘所言上奏吧。”后来，陈瓘被贬置通州。蔡京一党变本加厉地迫害陈瓘，宣和六年（1124年），陈瓘病逝于楚州，终年65岁。
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即位后，蔡京一党受到了清算；蔡京也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同年，朝廷追封陈瓘为谏议大夫，并在县学中建斋祠奉祭。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对辅臣们说：“陈瓘当初为谏官，正直的议论，对国家大事多次陈言，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此，特谥陈瓘为“忠肃”，赐葬扬州禅智寺。
附：陈瓘传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
乃应举，一出中甲科。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贤，每事加礼，
而瓘测知其心术，常欲远之，屡引疾求归，章不得上。檄摄通判明州。卞素敬道
人张怀素，谓非世间人，时且来越，卞留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