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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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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朝廷的斗争】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有的朋友问道,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枉法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周观政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观政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观政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娱乐也搞不成了,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周观政听到后,才回家睡觉。
  真是千古奇谈!皇帝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我们在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大明王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才能够延续两百年长盛不衰。
  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不错的。
  但请注意,如果你不是十三道御史,也不是六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可千万别多嘴!不要看着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两句,不砍了你才怪。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气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言官确实威风啊。
  上面说的那个故事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列出此故事还有一个目的。
  大家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周观政做的过分了,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了。皇帝有很多事情,你把女乐拦住,皇帝也传口谕,表扬了你,这就足够了。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所以他要做榜样,但后来的皇帝呢,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寒风出来和你说清楚?就算再好的脾气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可见,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演员到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
  【刘基与李善长】
  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有多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
  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
  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么?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么。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
  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
  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请,刘基却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帐,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倒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
  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
  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
  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未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多有指责,十一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
  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谈话中的考验】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初始比较和谐,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
  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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