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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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朝廷的斗争】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有的朋友问道，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枉法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周观政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观政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观政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娱乐也搞不成了，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周观政听到后，才回家睡觉。
　　真是千古奇谈！皇帝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我们在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大明王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才能够延续两百年长盛不衰。
　　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不错的。
　　但请注意，如果你不是十三道御史，也不是六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可千万别多嘴！不要看着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两句，不砍了你才怪。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气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言官确实威风啊。
　　上面说的那个故事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列出此故事还有一个目的。
　　大家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周观政做的过分了，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了。皇帝有很多事情，你把女乐拦住，皇帝也传口谕，表扬了你，这就足够了。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所以他要做榜样，但后来的皇帝呢，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寒风出来和你说清楚？就算再好的脾气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可见，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演员到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
　　【刘基与李善长】
　　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有多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
　　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
　　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么？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么。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
　　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
　　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请，刘基却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帐，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倒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
　　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
　　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
　　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未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多有指责，十一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
　　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谈话中的考验】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初始比较和谐，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
　　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