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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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第九章　张居正的缺陷
　　【栽赃】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