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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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
　　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可不傻。
　　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
　　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
　　【那一踹的风情】
　　要知道，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是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颗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
　　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那么老百姓呢，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
　　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确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
　　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罗复仁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
　　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皇帝经常变，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
　　宋朝待遇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
　　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旬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已经很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都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第十八章　扫除一切腐败者
　　【朱元璋肃贪】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九章　冤案
　　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