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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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
　　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就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