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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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
　　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个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崇祯八年六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
　　但自古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三千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吗？
　　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
　　崇祯四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猛，一猛子就扎了进去。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
　　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就跑过来了。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
　　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
　　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
　　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
　　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
　　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
　　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
　　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
　　“将军救我！”
　　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
　　“这就是曹总兵！”
　　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
　　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
　　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
　　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
　　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
　　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诏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
　　从某个角度讲，曹文诏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
　　所以，曹文诏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顶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
　　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
　　照这么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
　　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督。
　　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
　　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
　　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
　　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
　　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
　　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杆子打不着，那时，他的头衔，是卢主事。
　　天启二年（1622），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
　　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
　　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了，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黑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
　　总之，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
　　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
　　明末的官员，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
　　但遗憾（或者是万幸）的是，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
　　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
　　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朝廷的特点，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
　　崇祯三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
　　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
　　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
　　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做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洪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军。
　　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