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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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暮胖匚酰�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
　　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
　　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馀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牍，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
　　《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睢分畲�，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
　　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穀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釐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
　　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
　　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注释诸史之书，皆各从其类。惟《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有《汉书》而后考及《史记》，是由《汉书》作也。《两汉刊误补遗》附《后汉书》后，后及见前，前尚未及见后也。若茅国缙、蒋之翘之《晋书》，删改原文。《宋史新编》之属，非其本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亦增益於本书之外。
　　如斯之类，则均入《别史》焉。）
　　○正史类存目△《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遵撰。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自序》，称手录司马迁《史记》一帙，尽汰去杨惲、褚少孙等所补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此其书前凡例也。考诸家目录，皆不载遵有此书。诸家言史学者，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俱表表於世。
　　自宋以来，亦从无引及此本者。今观其所刊正，不尽无理。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与今本核其异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孰为褚少孙所补，则三洪皆读书人，断不谬妄至此。岂有由汉及宋，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
　　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殆无疑义。且既谓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异，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书悉载例中，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即得真本，无庸更有全书矣。此尤作伪之一证也。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敬《山草堂集》，不详卷数，亦未见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取《史记疑义》略为考正训释，然多臆撰。如《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盖“黎”、“饥”古字假借，乃云《书》作“伐黎”，黎，饥色也。《书》曰：“黎民阻饥，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又《周本纪》轻吕之剑谓即赤刀、龙漦谓即龙溺。《项羽本纪》楚歌为激楚之音。皆漫无根据，不足信也。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宁人。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体例亦有过於胶固者，如欲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皆不可据为定论也。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后隐居以终。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盖不及十分之一。
　　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评诸书尚传，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语详《班马异同》条下。）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许相卿编。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改题此名。《陈胜》、《英布》二传，思书偶遗，此补缀所阙。他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诸将，《汉书》别自立传。与《史记》文不相袭者，思书删去。此皆掇拾所遗。其先后次第，改从司马贞《索隐》，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
　　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於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於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於不善变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欧阳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书法。自谓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然褒贬谨严，而事迹或在所略。故重复舛漏，间亦不免。吴缜作《五代史纂误》，颇纠其讹。其本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诏编纂，始排比成帙。陆荣此编，成於康熙庚子，盖未睹缜书，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谬。如《梁太祖本纪》谓洹水之战，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传》不载其名。唐昭宗遘难以后，不书立昭宣帝，则《纪》中前后所称天子，不可辨别。《晋出帝纪》谓马全节战於榆林，两军俱溃，其一军不知为谁，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瀛州之战，书梁汉璋败绩、王清战死，附录则书汉璋战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传》所载太祖有四弟：克让、克修、克恭、克宁，而《李嗣昭传》乃有太祖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谓五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而《刘后传》乃多一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而《张延泽传》中乃有之。《汉隐帝家人传》漏耿夫人，而《杨邠传》中乃有之。《王景仁传》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罗绍威传》以兄守文为弟守文。《白再荣传》李崧、和凝留镇州时，契丹已北归，不应云随契丹留。《安重荣传》谓其祖父皆为刺史，不应云暴至富贵。《刘昫传》不应漏修《唐书》。皆颇有考订。然其馀不过争文句之繁简，论进退之当否，毛举细故，往往失当。大抵惟就本书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书，仅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此外更无旁证也。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梦原撰。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张秋。其书乃读《宋史》时随笔摘录，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间加评断，亦甚寥寥。盖当时强授梨枣，以充书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虽工拙有殊，然非淹贯全书，则不能论著。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故撰述者无多，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
　　
　　卷四十七　史部三
　　○编年类
　　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