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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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以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附会之文。至八政畴叙以食配坤，以货配巽，以祀配离，以司空配兑，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宾配震，以师配乾，已属牵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后天图》，更为穿凿。其最异者，至以《河图》《洛书》配历数，而曰某年至某年为稼穑初际、中际、末际。以至“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其例皆然。
　　是更沿《皇极经世》之馀波，曼衍而不可究诘矣。至於改“农用”为“辰用”，“衍忒”为“衍成”，“六极”为“六殛”，殊为臆说。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见其必然。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於《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然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之所推，特术家傅会之说；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归有光、梅�｜之所争，特经生考证之资耳。实则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是编为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故黼幄之所对扬，玉音之所阐绎，亦维是大者远者，与儒生音训迥然有殊。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符於典谟所述，信有由矣。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刊行。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辨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蔡沈《集传》始睥睨先儒，多所排击。然书出未久，而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纷纷然交攻其误。是必有未惬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传》试士，明洪武中虽作《书传会选》以正其讹，而永乐中修《书经大全》，仍悬为功令，莫敢岐趋。我国家经术昌明，竞研古义。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念典维勤，於唐虞三代之鸿规尤为加意。既敕编《日讲书经解义》，复指授儒臣，纂辑是编。虽仍以蔡《传》居前，众说列后，而参稽得失，辨别瑕瑜。於其可从者发明证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弹。於其不可从者辨订譌舛，亦不似陈栎等之违心回护。其义可两通者，皆别为附录，以明不专主一家。盖即一训诂之学，而圣人执两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窥焉，又不仅为说《书》之准绳已也。
　　△《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
　　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於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
　　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於吴氏，成於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於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
　　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於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并录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轻信琐记，窜改古经；又《尧典》“俊德”谓遍考字书俊不训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传文：如是之类，或亦间有疏漏。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禹贡长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解，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此书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於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惟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於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
　　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条，既主郑康成左合汉、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说，而又兼取蔡《传》，以韦昭、顾夷所谓三江口者当之，亦殊无定见。又古黑水联络雍、梁，而鹤龄必区而二之；蜀汉之山本相连，而鹤龄谓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为精密。又於“敷浅原”兼取禹过之及江过之二说，尤属骑墙。此类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书之薈粹精博，而旁引曲证，亦时多创获，尚属瑕瑜参半。且其於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条理，亦较他本为详。故仍录存其书，与《禹贡锥指》相辅焉。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易图明辨》，已著录。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
　　稽古之荣，至今传述。原本标题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汉、唐、宋、元、明河图，尤考究精密。书中体例，亚经文一字为《集解》，又亚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遍。於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至於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渭欲於数千载后，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渭必谓文颖所指临渝为是，汉《地理志》所指骊成为非，终无确验。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驳，恐渭亦不能再诘也。千虑一失，殆不屑阙疑之过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则由其时西域未平，无由徵验。又所引郦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由传刻舛讹，未睹善本。势之所限，固不能执为渭咎矣。
　　△《洪范正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畴，故首言鲧堙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其义乃彰。然主於发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郑樵《禹贡》、《洪范》相为表里之说，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
　　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能一扫而廓除焉。
　　△《尚书解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是书仅解《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盖未竟之本。所说不以训诂为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大禹谟》篇不以古文为伪，而云孔安国有所删添，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窃窜，以解文辞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调停。《禹贡》篇解“五服五千”
　　以飞鸟图为算，谓塞尽处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至广海戴日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一度为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迁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闽人，不欲其乡出《禹贡》扬州之外，故立是说。与训洪为大，训范为训，谓“洪范”即顾命之“大训”，皆未免巧而不确。至於《尧典》之论中星岁差，《舜典》之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与诗歌声律，《禹贡》之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今巢湖，会於汇为即鄱阳，原隰潴野非地名，则皆实有考证之言，非讲学家之据理悬揣者矣。
　　△《书经衷论》·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书不全载《经》文，但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亦如其说《易》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原《序》一篇。时英以翰林学士侍讲幄，故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如《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於箕子，故不复著，乃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朱子语类》之说；至於《高宗肜日》为祖己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为在友邦冢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概近之说；以《君姡А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精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
　　△《尚书地理今释》·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廷锡撰。廷锡字扬孙，常熟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
　　是编乃其官内阁学士时所作。首题恭录圣训，盖儤直内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缮成帙者也。其中订定诸儒之说者，如《尧典》“宅嵎夷”，则据《后汉书》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则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则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则据浑源曲阳之道里正《汉志》上曲阳之误。“荥、波既潴”，则据傅寅之说，正孔《传》荥、波分二水之误。又订定蔡沈《集传》之说者，如《禹贡》“治梁及岐”，则据曾旼之说辨其非吕梁狐岐。“九河既道”，则据《经典释文》辨简洁非一河。“灉沮会同”，则据《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汳沮。“浮於济漯”，则据《汉书·地理志》、陈师凯《书传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濰淄既道”，则据《水经注》辨淄水不东入济。“浮于淮泗”，则据《史记·河渠书》辨禹时泗水上源不自泲通河。“三江既入”，则据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