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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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窍喟耄�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剌，俗误书作“頼”。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其於六书皆未确。又《周礼·大行入》“立当前疾”，“疾”乃“”字之误。“”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軏”。“軏”前掩版，实与不相涉。如此类者，於《经》义亦不合。然许氏《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不免小有出入，为后人所摭拾，在居正又乌能求备？论其大致，则审定字画之功，固有不可泯没者矣。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於嘉兴。鄂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釐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於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尝论其误，以杜《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则尚见原刻。今则诸经印本，率已罕传。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之本，亦颇非其旧。惟此《总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釐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於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乔行简奏下严州取时所著书之一也。俱先列《经》文，略加音训，而诠释其大旨於后。《孝经》用古文。《大学》但析为六章，不分《经》、《传》。盖时之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出於陆九渊，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乃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千驷”节，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谓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晓人之意。亦俱根据旧文，不肯信为错简。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学，惟凭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时则以笃实为宗，故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又敖继公《仪礼集说后序》所谓“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绍兴己丑时《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皆不著录，独张萱《内阁书目》有之。虽以“四书”为名，所解不及《孟子》。与朱子所称“四书”者异，故附列於《五经总义类》焉。
　　△《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考《福建通志》暨《莆田县志》，皆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四书》。其说多述朱子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如“行夏之时”，则据《礼运》“孔子得夏时於杞”《注》，谓夏四时之书而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谓周时皆用井田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据《诗·鼓钟》及《内传》季札观乐，谓南即是乐。又谓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虽按之经义，不必一一吻合，要为好学深思，能自抒所见者也。此本出其裔孙文炳家藏，已有残阙。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但载其所著《经史辨疑》，而不及是书。当由刊在家塾，闽中僻远，偶然未见传本欤？
　　△《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成化中旴江危邦辅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从之。”
　　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后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今检书中论《诗》，皆主毛、郑，已与所著《诗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条引及樵说称夹漈先生，足证不出樵手。又论《诗》一条引晦菴说《诗》。考《宋史》樵本传，卒於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号则始於淳熙二年，皆与樵不相及。论《书》一条并引《朱子语录》，且称朱子之谥，则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验。不知顾湄校《九经解》时，何未一检也。第相传既久，所论亦颇有可采，故仍录存之，缀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则从删焉。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赞》，但标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则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版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不著年号。考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一字数音者皆并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辟，法也。《说文》音必。郑音辟。”《大诰》“贲”字下云：“音坟。王读为《贲卦》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郑音捷。王、杜并以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坛”，“坎”字下云：“《注》作禳祈，《孔丛子》以为祖迎。”《祭义》“爓”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燖。”《周礼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刘音茂。”
　　“颁”字下云：“郑音班。徐音坟。”《笾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云：“遗音位，刘音遂，乃与卷首《序》‘遗人’音推异。”
　　如此者不可枚举，固非后来坊本直音，以意属读，惟趋便捷者比也。惟《礼记》：“敖不可长。”《释文》：“敖，依《注》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
　　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亡反。”此书云：“敖王音平。”则《释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长”字下又注云：“长，张上，又平”。则又兼用郑《注》“竹丈反”。一句之内，於郑《注》半从半违，遂使“敖”字、“长”
　　字音义两不相应。又《周礼·太宰》“斿贡”“斿音留，燕游也。”今考郑《注》“斿读如燕游之游。”此书既用郑义，则“斿”当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
　　音“留”者，乃《春秋传》“鞶厉游缨”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审端径术”下云：“术，《注》作遂。方曰：径，道之小。术，道之末。则如字是。”今考《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水经注》引《学记》“术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
　　《公羊传》、《汉书·五行志》“术”并作“遂”。是古字术遂本通。此书反信方氏之曲说，殊为未协。又《中庸》“壹戎衣”下云：“《书·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读为殷者无据。”今考古“衣”字作“”，从反身，殷字从此。
　　故读殷为，音与衣同。《白虎通》曰：“衣之为言隐也，所以隐身也。”
　　则衣隐音近。《楚词》“新浴必振衣”，与“汶、尘”合韵，则衣、殷二字音通。
　　是书以为无据，亦为失考。然核其大致，则多能决择是非。如於三《礼》虽多守方悫《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读如“禜”，方悫“宗”作如字，则兼存郑义。又《书武成》“识”字下云：“陆无音，汉翟酺《疏》引此作恭。”
　　则补苴阙遗，亦颇能有所考据。又《檀弓》“卜人师扶右”下云：“卜读为如字者非。”考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则於义无取，此书不用《释文》所载前儒之说最当。又《周礼·醢人》“菭”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释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说文》“菭，水衣。”本作“菭”，从草，治声。水衣之“菭”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为“菭”之古音矣。故“菭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证。是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於《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於《易》则兼采程、朱，於《礼》则多采方悫，其他经引胡瑗、司马光音读尤多，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
　　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若《九经》前后失次，则当为坊刻之误。既无关大旨，固无庸深论矣。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
　　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縢》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讙”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骃《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僣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肜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无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鸠》为美周公，乃《豳风》之诗，错简入於《曹风》，则又臆断之馀习矣。《春秋》仅说“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与“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与“阳俗”一条年月又复颠倒。其说不甚主胡《传》。然既曰胡《传》不合笔削之初意，又曰圣人复生，亦将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於笔削之初意，则於胡《传》亦尚在疑信间也。大抵僻处穷山，罕窥古籍，於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也。
　　△《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觿》，已著录。是编皆其读书有得即题释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天台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凡《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孟子》合一卷。前有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华希闵《重刊序》，称“格物一义，顿悟者方欲扫除一切。先生则曰：格物犹言穷理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也。
　　不曰穷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实也”云云。盖时方趋向良知，以为圣人秘钥。儒者日就玄虚，宝所学独笃实不支，故其言如此。全书大旨，不外於斯。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飚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劄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於醇正。亟录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据《明史·睦传》，称其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
　　《艺文志》载睦《五经稽疑》六卷外，又载睦《春秋经传辨疑》四卷。
　　其《春秋稽疑》又有别行之本，析为四卷，乃与《明史》所称《春秋经传辨疑》合，考睦《自序》，称“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馀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
　　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后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后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为“城穀”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诗》、《礼》所说殊略。
　　《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
　　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
　　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