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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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率不越此二端。此书圜钟为宫，初奏以黄钟之羽南吕起声，顺生至黄钟收宫，凡得十声。次奏用林钟之羽姑洗起声，而姑洗实为前奏黄钟之角，所谓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钟为宫，用太蔟之羽应钟起声，顺生至本宫太蔟，又顺生徵、商二律，复自商逆转徵、宫二律收宫，凡得十四声。商不顺生羽而逆转为徵，所谓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黄钟为宫，凡阳律之奏用宫逐羽，阴吕之奏引商刻羽，是以十声与十四声各五奏也。
　　至谓周乐皆以羽起声，本於《咸池》，而於黄钟为宫，起南吕，则用黄钟本宫之羽；函钟为宫，起应钟，应钟为太蔟之羽，太蔟为林钟之徵，则又用徵之羽矣；圜钟为宫，起南吕，南吕为黄钟之羽，黄钟为圜钟之羽，则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声，而所用之法又岐而为三。推其意，不过误解《周礼》“八变”、“九变”之文。以函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九声，方与“八变”合，即不得不以应钟为第一声，而应钟非函钟之羽也。以圜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七声，方与“六变”合，即不得不以南吕为第一声，而南吕非圜钟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谓应钟为羽之羽，南吕为徵之羽矣。由杜撰而迁就，由迁就而支离，此数卷最为偏驳。其他若谓凡律空围九分，无大小之异，其九分为九方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优於益一上生大吕。以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为可废，以夷则至应钟四律围径不当递减，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迳庭。史称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门人杨继盛《序》。据继盛自作《年谱》，盖尝学乐於邦奇。所云夜梦虞舜击钟定律之事，颇为荒渺。然继盛非妄语者，亦足见其师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钟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倪复撰。复有《诗传纂义》，已著录。是书凡二十七章，始於《黄钟本原》，终於《风雅十二诗图谱》。其中或标卷目，或不标卷目。疑传写者有所佚脱，非其旧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张邦奇《序》，谓其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声气之元。今考是书，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与历代律书九寸之说不合。是书则谓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后何瑭及郑世子载堉皆用是说。
　　至於“五声”，“二变”，明有《国语》伶州鸠之说可证。而是书乃谓宫属君，周加变宫，因诛纣也；徵属事，周加变徵，示革商之旧政也：殊杜撰无稽。又所载《六十调图》，若黄钟五调以无射为商、夷则为角、仲吕为徵、夹钟为羽之故，同时韩邦奇於蔡氏旧图疏解甚详，而此书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颇有可采者。如《左氏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蔡元定谓“五声之后二变不容为调”，朱子谓“蕤宾以下不可为宫”，是书则谓朱子之说与《礼记》所云旋相为宫似有未合，故特从元定。又若黄钟生十一律，倍其实，四其实，三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变宫、变徵，类能并列朱、蔡异同之法，参互详审，颇为不苟，亦可谓勤於此事者矣。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载堉，郑恭王厚焥世子也。是书万历间尝进於朝。《明史·艺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载，凡书十一种。惟《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律学新说》四卷、《乡饮诗乐谱》六卷，皆有卷数。其《乐学新说》、《算学新说》、《操缦古乐谱》、《六代小舞谱》、《八佾缀兆图》、《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七种，则皆不分卷。与《艺文志》所载不符，疑史误也。
　　载堉究心律数，积毕生之力以成是书。卷帙颇为浩博，而大旨则尽於《律吕精义》一书。其说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就此黄钟而均分为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当横黍百粒，是为度尺。若以此黄钟分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当纵黍八十一粒，是为律尺。又横黍百粒，纵黍八十一粒，当斜黍九十粒，是黄钟之长。以横黍尺度之，则为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纵黍尺度之，则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则为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
　　其十二律长短之数则据《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之文，谓圆径即方斜，命黄钟正律为一尺，用句股求弦术，得弦为蕤宾倍律。盖黄正为句股，则蕤倍为弦。蕤正为句股，则黄正为弦。黄、蕤二律互为句股也。其生南吕应钟诸律，非句股所能御，盖本於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载堉云句股术者，饰词也。律管长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黄钟九寸者，盖算术设率如此。亦犹郑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丝之数，破一寸以为十分，乃审度之正法，太史公约十为九，则欲其便於损益而为假设之权制也。或者诃其以一尺为黄钟，与九寸之文相反，可谓不达其意矣。仲吕反生黄钟，自何承天、刘焯、胡瑗皆有是说。蔡氏论之，以为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声，不生於数，吹之而声应，则成律矣。若迁就其声以就数，则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谓之律耶？又或者以其开方乘除有不尽之数为病。夫理之当用开方乘除而数有畸零者，虽秒忽不尽何害？
　　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并以平方开之不尽，亦将谓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术者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黄钟不与黄钟应而半太蔟与黄钟应之说，皆精微之论。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不可以其与蔡氏有异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黄钟正律一尺为第一率，倍黄钟二尺为第十三率，则蕤宾倍律为第七率，故仲吕可以返生黄钟。左旋、右旋，皆可径求次律，即诸乘方用连比例相求之法也。试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数一为首率，即第一率。方边二为二率。平方四为三率。立方八为四率。三乘方十六为五率。四乘方三十二为六率。五乘方六十四为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为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为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为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为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为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为末率，即十三率。
　　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开平方，而得七率六十四，即黄钟求蕤宾法。以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开平方，得八为四率，即蕤宾求南吕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开立方得二率方边二，即南吕求应钟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开立方得三率四，即南吕求无射法也。其比例则首之於二，犹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犹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与后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即各律求各次律法也。书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黄钟正律倍律相乘开方，有类句股求弦与方求斜二术。自蕤宾求南吕法以下，非勾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过於秘惜，以涂人耳目耳。
　　江永著《律吕阐微》一书，专解载堉之法。永最深晰算术，而犹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馀可知矣。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图说，而於各篇之中详考古今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汉魏以后，迄无定论。尺既不定，则黄钟真度亦无由得。恭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以纵横二黍相较。横黍百粒，适当纵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黄钟九寸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体积、面幂、周径皆用密率乘除，至为精密。此千古难明之绝学，待圣人而明者也。又言乐者率宗司马迁、《淮南子》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牵合於十二律吕之中，故管律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阳律阴吕又错互用之，益滋讹谬。不知律吕分用，显有《周官》“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及《国语》“六间”之文可据。
　　而弦管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吕览》以三寸九分之管为声中黄钟之宫，即半太蔟合黄钟之义。若不问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损益所得之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失之远矣。至旋宫之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羽徵之数大於中，《国语》宫逐羽音，是其遗法。故以宫主宫，羽主调，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调。一均凡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凡二十八调。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与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吕之分索之弦音，则阴阳相杂，声随度移，即《隋志》所云“七声之内三声乖应”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宫、商、徵、羽之四调而已。凡此皆自来论乐家所昧昧者，非圣人心通制作之原，乌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广大耶？若夫播之声气，则和声定乐，论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孔，琴以倍徵为第一弦，协均度曲，论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皆迥出昔人议论之外，而一一莫不与经史所载相发明。斯诚聪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吕之书，人各异说。圣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黄钟真度，阴阳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为清浊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声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吕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审音，与夫五声、五变应和之原，剖析微芒，发千古未有之精义，而《乐》器乐章则尚未及釐定。
　　盖欲俟审比乐音之法具有成书，而后考证古今，勒为定制，以徵大乐之明备也。
　　我皇上德蕴中和，业隆继述。凡太常之袭谬承讹者，音节篇章，亲加釐定。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字栉句比，尽美尽善。爰命廷臣，诠次以成是编，凡分十类：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引乐》、曰《行幸乐》。并详其用乐节次，随月旋宫之法，而备及曲词调谱、佾数舞势、鼓拍疾徐之节。次曰《乐器考》，器各有图，图各有说，而御制诸铭具载焉。次曰《乐制考》，溯自上古，若《云门》、《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精义，遍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损益之故，靡不殚述。次曰《乐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类胪举。次曰《度量权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乐问》，则设为问答，以穷竟其义，而前人旧说可采者，间亦附录。盖御制《律吕正义》殚穷理数之蕴，妙契声气之元者，至是而被诸金石，形诸歌颂，一一徵实用焉。
　　神圣制作，洵先后同揆矣。至於首载历奉谕旨及馆臣诸奏议，积盈二卷。於古今异同之辨，名物度数之详，并指示是非，考询得失，务协於伶伦、荣猨之旧。
　　又岂皇祐定乐，但听司马光、范纯仁等盈廷聚讼，莫能称制临决者所可比拟万一哉？古者《六经》并重，而《乐》无专书。汉魏而下，历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册。
　　先儒殚精推测，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则尺度不同，莫能定黄钟之真数；一则无制作之权，而空谈其理，未能实谐诸管弦也。是编本御制《律吕正义》正律审音、和声定乐之法，而审订源流，验诸器数，扬雄《法言》所谓“群言淆乱折诸圣”，郑氏《礼记注》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声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钦定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启六义不传之秘，示千秋大乐之原，特命皇子暨乐部诸臣，据文义以定宫调。援古证今，亲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为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声之义。并遵御制《律吕正义》体例，分列《八音谱》、《旋宫表》，字色各异，而声律则同，可谓尽美尽善，足以识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极矣。考歌诗之见於史册者，汉宗庙乐用《登歌》而犹仿《清庙》遗音，晋正会乐奏《於赫》而不改《鹿鸣》声节，则知古乐虽屡变，而其音节不能尽变也。
　　唐开元乡饮乐虽不著宫谱，而独取一字一音，朱子盖尝言之。岂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适合於古哉？后世谱《诗》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关雎》数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弹。皇上亲命乐工按谱试之，俱不成声，屡降谕旨驳正之，复撰《乐律正俗》一书以纠其误。又考嘉靖十五年国子祭酒吕柟著《诗乐图谱》，共六集，分为六谱，以教六馆诸生。而其谱专取黄锺一调，即朱载堉以笛合字为宫声之法也。歌字不论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钟磬止用黄、大、仲、林、南、清黄六音，而虚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盖以意为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颂》仅八十馀谱，乌足与语全《诗》之盛美，圣皇之作述哉？总计原诗三百五篇，增入御制《补笙诗》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箫、笛、钟、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谱云。
　　△《古乐经传》·五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取《周礼·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传。又有《附乐经》、《附乐记》，统为五卷。
　　《乐经》、《乐记》为光地所自订。其《乐教》、《乐用》二篇，则其孙清植以遗稿辑成者也。《乐经》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乐》一篇。盖窦公以后，久失其传。郑氏所注，亦自隐奥难晓。学者各为之说，遂至纷纭轇轕，聚讼无休。光地之论，谓经文圜钟为宫当作黄钟为宫，盖即以黄锺为宫也。黄锺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姑洗。太蔟为徵，则太蔟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大吕。据此，则黄钟为角，乃姑洗为黄钟之角。太蔟为徵，乃南吕为太蔟之徵。姑洗为羽，乃大吕为姑洗之羽。《经》文似当云黄钟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光地错综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为证，亦自有意义，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补前人所未备也。其他立说，亦多考核确当，议论精详。盖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与一切师心臆度者固自有间矣。
　　△《古乐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字嗣寅，仁和人。是书上卷论律吕本原，大指本蔡氏《新书》，而参以注疏及朱子之说。下卷论乐器制度，则本陈祥道《礼书》及李之藻《頖宫礼乐疏》者为多。议论醇正，考订简核，颇得要领。其间立说之未合者，如《六十声图》以宫为最浊之音。谓十二律旋宫，自黄钟而下，林钟均则太、姑二律为陵宫，南吕均则太、姑、蕤三律为陵宫。其意盖以太、姑二律长於林钟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长於南吕之五寸馀，故应钟为最短之律。应钟均则徵、商、羽、角四律皆为陵宫也。不知旋宫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长短为相生之次。至长生短为下生，短生长为上生，不过以上、下为别，非谓徵必短於宫，商必短於徵也。其失总由於“宫为最浊”之一言，而不知官为中声，故致此误。
　　捴谦又谓“古人既云黄钟九寸，则其制度必加一寸而为尺。谓黄钟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谓黄钟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黄钟九寸为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为一尺，则横黍之度。约九寸为八寸一分，则纵黍之度。是云九寸与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异也。捴谦强加分析，尤属未合。然其他精审处，亦往往足资考证。如《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
　　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脩，去二分以为舞广。”
　　《记》文不言钲间及鼓径之度。郑《注》云：“钲间亦当六，故又云钲六、鼓六、舞四，此钟口十者其长十六。”然钲间、鼓间既同方六，而《记》又云：“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鼓间、钲间不得同度。捴谦云钲间与舞广同为四，较之郑《注》，颇为可通。又铣间谓之于，先儒皆无明训。捴谦作《正体二图》，则鼓间下段两角之下垂者，即铣间。盖古之钟制，如铃而不圆。两角相距之中径为十分，其自两角至鼓间之长体为八分，至两角相距之外体独缺。故郑《注》钟长十六，不算铣间。又以于、鼓、钲、舞四名为皆钟体，则铣间自有体长之度可知。捴谦此二图，固为最明晰也。
　　△《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拟进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圣祖仁皇帝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乃以是书恭进。故卷首载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记》。其书因大学士伊桑阿《论乐原疏》本於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圣谕，故推阐考证，分条注释。
　　其进书原《疏》称：“合三书十三卷。首为《乐本解说》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盖全书文义相属，本为一篇。刊版之时，乃以论径一围三者为前卷，论隔八相生者为后卷，取其条例明晰。当迎驾恭进之时，即此刊本，则仍奇龄所自分矣。
　　△《皇言定声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书内推本圣祖仁皇帝论乐，而自附其九声、七调之说。合五声及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为九声，合五声及变宫、变徵为七调。谓曲终不用二变，而器色以七调之色字应之，故九声为声，七调为调。因又辩昔人以变宫在宫前、变徵在徵前为非，而移“二变”於“二正”后。盖熟於吹箫笛者，翻宫换调。以宫逐羽声则羽为宫，而宫当商，商当角，角当徵，徵当羽，皆差一位。故变宫本在羽后宫前者，变而居宫后商前矣。变徵本在角后徵前者，变而居徵后羽前矣。此今时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龄以独创得之者也。其馀自行己意，攻驳古人，辞气往往太过。姑存之以备参考可矣。
　　△《竟山乐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据明宁王权《唐乐笛色谱》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环成七调。如四为领调，则乙为变宫，上为商，尺为角，工为徵，凡为变徵，六为羽。又除羽无清声，置乙、凡二字不用，复从六而推。高四为宫清，高上为商清，高尺为角清，高工为徵清，合之宫为九声。盖箫笛色字谱及金元曲调，其动荡曲折，总不出此九声之环转。伶官递相授受，称为唐乐之遗法。
　　奇龄遂据以解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以攻司马迁《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之说，欲举古来所渭“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废之，并伶州鸠所对亦斥为妄言。夫宁王《笛色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未可知也。即真出唐人，而唐之雅乐固未闻能与三代比。乃执其优伶剩谱以定天地之元音，举汉氏以来诸儒授受去古未远者悉指为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宁王《谱》今已不传，存录是编，俾唐以来教坊旧调，金以来院本遗音，犹有考焉，亦技艺之一种也。是书本奇龄作，而托於其父镜所传，故题曰《竟山乐录》。竟山者，镜之字也。末一卷为《采衣堂论乐浅说》十四条，称出自其兄仁和教谕万龄，而词气亦宛似奇龄。无可佐证，亦姑妄听之焉。
　　△《李氏学乐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塨尝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於毛奇龄。作《宫调图》、《七调全图》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器色七声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图》、《籥色下生上生图》、《五音七声十二律器色七字为七调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全图》、《六律正五音图》，而皆为之论。其说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领调字，馀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於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无所发明，然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