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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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领调字，馀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於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无所发明，然亦可备一家之说。是书本塨所编，以皆述其闻於奇龄者，奇龄又手定之，故后人编入《西河合集》中，而题奇龄之名於首。然实非奇龄所自著。赵汸《春秋师说》未尝题黄泽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题塨名，以不没其真焉。
　　△《乐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彦昇撰。彦昇字竹轩，德清人。雍正庚戌进士，官定陶县知县。是书凡《度律》二卷、《审音》二卷、《制调》二卷、《考器》二卷，多纠正古人之谬。如谓：“十二律相生终於仲吕。其复生黄钟之清声，以为仲吕之徵、夷则之角者，《淮南》所谓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也。
　　其音由五音之变生，非由仲吕之数生。若欲由仲吕还生黄钟，则其数有所不足。
　　五音相生穷於角。其又生变宫，递相生以至仲吕之为角者，《淮南》所谓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而七音备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数生。若欲由角更生变宫，再生变徵，则其数有所不尽。故十二律相生不计馀数，五音相生不计变音。”其论甚正。盖旋宫之法，清浊以渐，而清极则反浊，浊极则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吕为宫，其黄清之为徵者，在弦音则黄钟之半音，在管音则太蔟之半音，由丝竹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协，不必计其数之损益者尽与不尽也。必欲数之适尽，则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尽之数矣。至钱乐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变律、蔡西山之六变律，则又皆袭京房之谬说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宫最为简便。即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准，其音皆与全弦散音合。箫笛六孔，并出音孔为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声之高下清浊，自然相应，岂假於变律耶？至於变宫、变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变目之。今因仲吕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训》之说，目以变宫、变商，恐黄钟变律纵与变律有分，亦必不能独成一声。彦昇是论，可谓精且审矣。彦昇又谓荀勖十二笛是古人遗法。今但作黄钟、大吕二笛，而十二毕具。其法黄钟笛用黄、林、太、南、姑、应、蕤七律，大吕笛用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作大吕笛之法，但以黄钟笛相较，其黄、林二律之孔无所挪移，馀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黄钟笛半孔。
　　其七调除黄、林二调相同外，其大、夹、仲、夷、无五调，合黄钟笛之七调为十二律调。较古人之云六十调及八十四调者亦为简易可从。在近代讲乐诸家，犹为有所心得者也。
　　△《律吕新论》·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上卷首《论蔡氏律书》，次《论五声》，次《论黄钟之宫》，次《论黄钟之长》，次《论黄钟之积》，次《论十二律》，次《论三分损益》，次《论二变声》，次《论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次《论旋宫》，次《论乐调》，次《论造律》，次《论候气》，次《律吕馀论》。其大旨以琴音立说。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汉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声之始。永之说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声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牵合。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误》、《论律生於历》诸条，皆能自出新意。盖律、历皆由算积，故《汉书》并为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黄钟之宫，则据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吕氏春秋》之讹，并纠《汉志》删削之误；辨损益相生，以为均匀截管，则不致往而不返：亦能发前人所未发。固亦可存备一家之学者矣。
　　△《律吕阐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是书引圣祖仁皇帝论乐五条为《皇言定声》一卷，冠全书之首。
　　而御制《律吕正义》五卷，永实未之见，故於西人五线、六名、八形号、三迟速，多不能解。其作书大旨，则以明郑世子载堉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则与之微异。载堉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骘。今考载堉命黄钟为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开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黄钟之律长九寸，纵黍为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为律本。黄钟之度长十寸，横黍为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为度母。纵黍之律，横黍之度，名数虽异，分剂实同”，语最明晰。而昧者犹执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记》：“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则圆径与方斜同数。方求斜术与等边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内方一尺为黄钟之长，则句股皆为一尺。各自乘并之，开方得弦为内方之斜，即外圆之径，亦即蕤宾倍律之率。盖方圆相函之理，方之内圆得外圆之半，其外圆必得内圆之倍；圆之内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内方之倍。今圆内方边一尺，其幂一百；外方边二尺，其幂四百。若以内方边一尺求斜，则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开方。是方斜之幂二百，得内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宾倍律之幂，得黄钟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圆内方为黄钟正律之率，外方为黄钟倍律之率，则方斜即蕤宾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开平方得南吕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开立方得应钟倍律之率。既得应钟，则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以应钟倍数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开方所得之律，较旧律仅差毫釐而稍赢，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径不同，而半黄钟与正黄钟相应，亦可以解同径之黄钟不与半黄钟应而与半太蔟应之疑。
　　永於载堉之书，疏通证明，具有条理。而以蕤宾倍律之率生夹钟一法，又能补原书所未备。惟其於开平方得南吕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开立方得应钟法则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畅言之。盖连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与二率自乘、再乘之数等。今以黄正为首率，应倍为二率，无倍为三率，南倍为四率，则黄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开立方即得二率，为应钟倍律之率也。其实载堉之意，欲使仲吕返生黄钟，故以黄正为首率，黄倍为末率。依十二律长短之次，列十三率，则应钟为二率，南吕为四率，蕤宾为七率也。其乘、除、开平方、立方等术皆连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圆、句股之说隐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觉耳。
　　△《琴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来言琴律者，其误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开之法，而以管音律吕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声二变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吕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为倍徵及《白虎通》离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逾宫之说，而以大弦为宫。一在不知三弦为宫，而以一弦十徽为仲吕。一在据正宫一调论律吕，谓隋废旋宫，止存黄钟一均，而不知五声旋宫转调之全。惟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考定详明，发古人之所未发。坦作是书，一一本《正义》之旨，而反复推阐。其《五声数论琴说》，谓丝乐弦音，其体本实。
　　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之体，徽分疏密之数为之用，不可以黄钟九寸、太蔟八寸为准。盖管音全半不相应，弦音全半相应。以管律与徽分较之，欲取其声之同，则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则其声不同。即《正义》以五声、二变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应声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释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谓一弦全度散声为林钟徵，则十徽乃黄钟宫位，故应三弦散声。如以一弦全度散声为黄钟，则十徽乃仲吕之位，不能应三弦之姑洗角。即《正义》丝音尚徵、一弦非宫之义也。其《三弦独下一徽说》，谓十分之徽为全度四分之三，宫声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则六十零七五为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则为角声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与之应，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独上半徽说》，谓五声以倍半取应，凡九徽之分为全度三分之二，其声为本弦相生之声。五弦角声，角生变宫。其三弦为宫声，故不能与九徽变，宫声变而必在上半徽。即《正义》宫声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与角声之宫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义也。其《泛音四准说》，谓全弦以七徽为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声之清。所出五声二变度分之声，与实音相应。八徽至十三徽得声之浊。泛音不与实音相应，乃从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宫转调说》，谓角调之角弦紧一声而为宫声，即为旋宫。角既为宫，则宫转徵，徵转商，商转羽，羽转角，皆以次而移。於《正义》诸图说尤能精思阐发。在近时言琴诸家，可谓不失其宗者矣。
　　──右“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天文、乐律，皆积数之学也。天文渐推渐密，前不及后。乐律则愈久愈失，后终不得及前。盖天文有象可测，乐律无器可凭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辞於言乐理，又遁辞於言乐本。夫乐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乐理、乐本也。备是二者，莫过尧舜，而后夔所典，尚规规於声音、器数何哉？无声音、器数则乐本、乐理无所附。使十二律之长短不按阴阳，八音之宫调不分抗坠，虽奏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声也。泛谈乐本、乐理，岂非大言寡当欤？今所采录，多以发明律吕者为主，盖制作之精，以徵诸实用为贵焉耳。）
　　
　　卷三十九　经部三十九
　　○乐类存目
　　△《雅乐发微》·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敔撰。考明有两张敔。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乐中贡入太学，除广东道监察御史，官至陕西按察使佥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见朱彝尊《经义考》。
　　此张敔饶州人。朱载堉《律吕精义》第五卷中载有其名。又《明史·陆粲传》，载粲《劾张璁·桂萼疏》，有“礼部员外郎张敔假律历而结知”之语，与此书亦相合，盖即其人也。敔论乐大旨，以入声最低者命为黄钟，其最高者为应钟之变宫。是书自元声正半律诸法以逮乐器、乐歌、悬图舞表，分门毕具。后又作《雅义》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调、十六钟以及累黍生尺之法无不悉究。其《序》谓论琴律本之朱子，论笛制本之杜夔，论旋宫本之《周礼》，论钟钅尃本之《国语》，於乐制颇有考证。然如论蕤宾生大吕，主《吕览》、《淮南子》上生之说。
　　不知律吕相生定法，上生与下生相间，故左旋与右旋相乘。今应钟既上生蕤宾，而蕤宾又上生大吕，与上下相生之序极为错迕。乃先儒已废之论，殊不足据也。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附《律吕考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号两山，莆田人。成化庚子举人，官思南府教授。
　　是书据《吕氏春秋》黄钟长三寸九分之说，驳司马迁黄钟长九寸之误。《明史·艺文志》又载黄积庆作《乐律管见》二卷，驳文利之说。考《吕氏春秋·仲夏·古乐篇》言：“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是其损益相生，与《史记》同也。
　　假令以三寸九分为黄钟，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损益之至於应钟，止长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声耶？又案吴韦昭注《国语》曰“黄钟阳之变”，言阳气变而为黄钟耳，犹《汉志》云“黄钟为乾之初九”也，与蕤宾无与也。其言“黄钟为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而又举蕤宾成数云“管长六寸三分”，所以分别黄钟、蕤宾者，寻文案数，甚为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钟之变者，亦甚明矣。至《吕览》先言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则黄钟之宫非即黄钟，与《月令》云六月律中黄钟之宫、十一月律中黄钟者正同也。文利误解《吕览》、韦昭之意，而坚执三寸九分为黄钟，并以黄钟之九寸为蕤宾，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
　　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钟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钟以至黄钟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钟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阴阳进退，皆由驯致，或多或少，以渐而加，不得进退先以六分而后骤增至九分也。
　　又五声生数次第，宫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数，毫无法象。又云：“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二变与正律同数，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改其次序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附；其《双宫对调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之：更为牵强矣。
　　△《六乐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说》，已著录。此其论乐之书也。前有《自序》，谓蔡氏《律吕新书》不合者多，因以古义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义，作为此书。然持论偏执，且多疏略。如云：“七音汉以前但谓之和缪，不能立名。”
　　又云：“天地自然之声，每律有极清声，清多浊少声。五声未尽，故又生变徵极清、变商清多浊少以尽之。”而不取先儒变宫之说。夫变宫之说，汉以前固无有矣。若变商之说，则《淮南》以后亦无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调为他字者为阴声，不能调为他字者为阳声，如黄阳荒阴之类。”案字分阴阳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声之高下论之，非谓其能调他声否也。以字母言之，则见有阴无阳，疑有阳无阴，即纯清、纯浊字也。见之阳，疑之阴，虽有声而无其字。溪、群二母，则即一声，而溪阴群阳，自为清浊。刘氏所言，於音韵殊为隔阂。至於钟磬等制，多据《博古图》以变乱古人旧说，尤不可训矣。
　　△《古乐经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书《补乐经》一篇，若水所拟；《古乐正传》十篇，则录其门人吕怀之书；《古乐本传》一篇，即《乐记》原文；《别传》一篇，皆《周礼》所言乐事；《杂传》一篇，《律传》一篇，则杂采《孟子》以下及历代论乐语也。其大旨以论度数为主，以论义理为后。故以己所作者反谓之经，而《乐记》以下古经反谓之传。然古之度数，其密率已不可知。非圣人声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暗与古合，而用以播诸金石管弦之器？
　　若水遽定为经，未免自信之过矣。
　　△《乐律纂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十三篇。其论声气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气之法。其论律管围径，颇以祖冲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厘六毫有奇之说。其论黄钟生十一律，以蕤宾生大吕非本法。其论十二律寸法，以六变律补《钟律解》之阙。其论正变倍半，驳但用四清声之非。其论五声相生，不取沈括《笔谈》。论二变声，不取杜佑《通典》。后附赵彦肃所传《开元诗谱》十二章，则旧文也。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
　　至於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义。观其《自序》，亦言无所师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兖撰。宗兖字我斋，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兴化府教授。是书以《本性》、《稽数》、《候气》三篇为上卷，以《文声》、《协律》、《制器》、《正度量权》四篇为下卷。其《稽数》所据《史记》生锺分演为图说，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当元定蔡氏变律，不如仍古人之名为是。其谓变律之不必增设，亦似有所见，而未尽其奥。《文声》一篇，不用二变，古亦有此论。验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则必有二变矣，皆其宫调之乙、凡二字也。至谓五声则有二变，如楼之梯、堂之阶，则殊未协。又以叠字散声之说而当二变，则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乐书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权篇》亦《律吕新书》之旧文。
　　其候气之说，尤拘泥而不验者也。《协律篇》牵引四声，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宫、商、角、徵、羽，分为舌居中、口开张等说，实於五声无与，不可混并为一。宗兖虽小变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韵配十二律，则亦尚沿其误耳。
　　△《乐律举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此书为曹溶《学海类篇》所载。核校其文，乃从邦奇《苑洛志乐》中摘录十馀条，为立此名也。
　　△《乐经元义》·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刘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录。是书第一卷曰《律吕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万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诗音调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论律吕也，专驳《乐记》与《周礼·大司乐》。其论音调也，谓三百篇之中宫、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宫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乱。其论《颂》，又极驳圜钟、函钟。大都自任臆见，无所师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称上下数千年，阅历圣哲不知凡几，皆见不及此。亦傎之甚矣。
　　△《乐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编自一卷至十二卷为《乐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为《乐义》，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为《大司乐义》，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为《乐记》，三十六卷为《诗乐》。其所重者则尤在《乐均》。
　　其言律吕之数，以为每律虚三分吹口，黄钟之管其数七十八，半之为含少，以求合於《吕氏春秋》黄钟之宫三寸九分之说。又引《史记·律书》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五律之数，以为虚三分之证。不知《律书》中诸七分字皆为十分字之讹，司马贞《索隐》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为四寸五分之讹，近时江永《律吕阐微》辨之尤详。佐据此误本为宗，故其说愈推愈谬。又古者吹律本为无孔之管，后乃一律一吕，各为一声。每管设孔备五声二变之数，兼旋宫换调之法。佐乃疑为无孔之管气从下泄，欲每管设孔以为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释经义，往往支离。若解《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谓黄钟七变蕤宾为缪羽，应合大吕。大吕七变函钟为缪羽，应合太蔟。其图列黄钟、大吕各正声三调、变声九调，合为十二调。然谓正声第一调七声俱备，第二调则有变宫而无变徵，第三调则变宫、变徵全无，至变声第六调则自宫至羽并无角音，第七调则自宫至商并无羽音，第八调则自宫至徵并无商音，第九调则惟宫之一声。
　　夫天下安有一声而可列为一调者乎？徒为异说而已。《明史》本传载佐自称此书泄造化之秘，殆不然乎！
　　△《琴瑟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详。自称“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殆乐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浩然能协琴瑟之声为八音，尝谱大成乐奏之广州学宫，湛若水尝为作记。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以专门世业，故言之特详耳。
　　△《八音摘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是书凡二十五目。上卷自《历代乐议》、《旋相为宫议》以下为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图、歌谱为十目。大抵摭拾旧论，如制氏之记其铿锵而已。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珍撰。珍字时聘，号静菴，天长人。卷首叶良佩《序》，有“掌教吾庠”
　　之语。据《太学题名碑》，良珮嘉靖癸未进士，浙江太平人。则珍乃太平学官也。
　　是编以蔡氏《律吕新书》分前、后二卷，前为《律吕本原》，后为《证辨》，前后隔越，不便初学，乃以后卷《证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