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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全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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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曾公亮等赶忙说:“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二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榜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分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淄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持此观点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皇考派”;司马光、王珪等人则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为理由,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形成了“皇伯派”。两派争论激烈,声震九重。曹氏闻知,也坐不住了,她想:称赵允让为皇考,这不是明摆着要排斥先帝和我独一无二的地位吗?果真这样,那自己更无容身之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当即写了一封手书,痛斥韩琦、欧阳修。太后的懿旨毕竟还是有相当分量的,赵曙迫于压力,只得宣布暂停讨论。

当曹氏与赵曙的关系雪上加霜的时候,曹氏与赵顼之间却嫌隙尽释,春风和煦。在受到韩维教训之后,赵顼就经常到慈寿宫看望曹氏,也许只有在这时,慈爱的微笑才会回到曹氏的脸上。一次,赵顼身着全副盔甲,英姿飒爽来到慈寿宫,问曹氏:“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曹氏笑着说:“你穿戎装确实好看,可是,假若连你都要披挂上阵,那国家岂不危险了吗?”赵顼乖乖地把盔甲脱下,祖孙俩又有说有笑谈起了别的。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初八日,赵曙因病逝世,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孙儿当皇帝,曹氏得到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初十日,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寿宫也改名为庆寿宫。赵顼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温情去弥补父亲的冷漠似的,对待曹氏极其孝敬,凡是能让曹氏愉悦的事,他无所不做。曹氏对赵顼的慈爱也是无微不至,有时赵顼退朝稍晚,她都要站在寝宫门外等候,甚至亲手端饭给赵顼吃。有一年清明节,赵顼陪曹氏闲聊,偶尔说起好像无人能制做珠子鞍辔了。赵顼虽是言者无意,曹氏却铭记在心,不几天就私下令人绘成图样,从内库中要来一副玉饰鞍辔送到后苑加工,装饰上珠玑,送给了赵顼。赵顼非常感动,立即唤人牵来心爱的坐骑小乌马,在福宁殿前亲试。为了答谢曹氏,他亲手设计了一乘小轿,制做得极其精致小巧,通体用珠玉黄金装饰,进呈给曹氏说:“娘娘试乘此小轿,去凉殿散心。”

于是载着曹氏前往凉殿,他与高太后步行着搀扶左右,曹氏下轿后,感慨万千,动情地说:“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初我在曹家做女儿时,哪敢想到会有今天的盛事!”满面春风,心里比炎热的天气还要温暖。她去世后,大臣王存献的挽词中说的“珠镕锡御恩犹在,玉辇空扶事已空”,就是指的这两件事。

按照宋朝传统的礼制,外戚家的男子是不能进内宫谒见太后或者皇后的,随着曹氏年事日高,她的弟弟曹佾也成了老人,赵顼多次提出让曹佾进宫与曹氏叙叙亲情,曹氏都不肯答应。一天,曹佾向赵顼奏事,赵顼又提出这一要求,曹氏才勉强应允,赵顼便领着曹佾来到了庆寿宫。陪着坐了一会儿,寒暄几句,赵顼想让他姐弟俩单独在一块好好聊聊,便先站起身来,曹氏却对曹佾说:“这不是你应该逗留的地方。”忙不迭地把他打发出去。曹氏这样做并不是不念弟弟的亲情,而是不想让自己破坏祖宗确立的任何一项规矩。正由于她始终抱定“祖宗之法不可轻改”的政治信条,也就决定了她对赵顼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事事都满意、时时都愉悦的。

年轻的赵顼在渴望改革方面比父亲赵曙气性更急,当皇子时,他就多次与老师韩维等人谈论天下大事和变法图强、改变国家贫弱不振局面的抱负,即位不久就着手裁减宗室冗费,开始了局部的改革,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享有盛名的变法派大臣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升为宰相。在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这16年间,赵顼和王安石对财政、经济、军事和官僚机构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与历史上的所有改革一样,这次变法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惊涛骇浪冲击下进行的。自改革之日起,主张和支持变法者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史册上称之为“新党”;反对改革者则结合成反变法派,亦即史册上所谓的“旧党”。在熙宁二年至九年(1076年)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新旧两党围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先后掀起了两次斗争浪潮,变法派虽然勉强挡住了反对派的猛烈进攻,维持了改革的继续进行,但力量却遭到严重削弱,使得王安石两次被罢相,最终离开了朝廷。而每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浪潮中,无不闪现曹氏的身影。

对于变法,曹氏早就打心眼里不赞成,但或许一则由于赵顼待她孝敬备至,使她不忍心轻易撕破两人间的脉脉温情;二则由于对以往的不幸经历记忆犹新,创伤未复,担心在新的一轮政治斗争中再次遭到朝臣的暗算,所以在变法开始的几年里,她并没有将不赞成的态度公开表露出来。然而曹氏终归是曹氏,敢做敢为、勇于谏诤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不会对身边发生的剧变漠然处之、不闻不问的。当变法的深入开展激起了旧党们愈益激烈的反对的时候,特别是变法触犯了与她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和贵族世家们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她便本能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扮演了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角色。

公元1071年,即熙宁四年九月,朝廷举行祭祀明堂大典。这种活动旧例是要实行大赦的,前几天,赵顼与赵颢来见曹氏,曹氏说:“天气晴和,在这样的好日子里举行典礼,真是大庆。”赵顼说:“确实。”曹氏突然话题一转说:“我当年若听说民间有什么疾苦,必定告诉仁宗,仁宗常乘大赦之机落实,今天也应该这样。”赵顼说:“现在民间倒没有什么疾苦。”曹氏说:“怎么没有?我就听说百姓苦于青苗、助役钱,何不趁大赦之际罢去?”赵顼回答:“这是为了利民,不是困苦他们。”曹氏不甘心,又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企图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便说:“王安石诚然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官家若真想保全他,不如暂时把他放为外任,可以过两年再召回来嘛。”赵顼说:“群臣之中,只有王安石能挺身为国,这样的人十分难得,怎好赶他出朝?”赵颢从旁插话:“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不思。”方才与曹氏应答之间,赵顼就已寸步不让,只因碍于情面,不好过分顶撞曹氏,眼下弟弟又来帮腔,他便再也憋不住了,向着赵颢勃然怒道:“难道是我坏了天下吗?你来管吧!”赵颢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委屈地说:“何至于这样说呢?”曹氏碰了一鼻子灰,更是满脸的不自在,三个人不欢而散。

新党在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商业领域里实行了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资在汴京等城市设置市易司,大量收储各种滞销货物,待市场短缺时赊销给商人贩卖,一年后加息二分收回贷款。同时,取消首都汴京原先实行的宫廷及官府所需物品、人工都向各工商业行户勒派的办法,改为工商业行户根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缴纳“免行钱”,免除他们对官府的供应。市易法、免行法不仅限制了大商人操纵物价垄断市场,剥夺了官府、宦官恣意勒索的特权,而且触犯了与曹氏等人有特殊关系的两个大人物——赵顼向皇后之父向经、曹氏弟弟曹佾的利益。向经一直控制着一批行户,向他无偿供应各种物品,实施免行法后,向经无法从中渔利了,竟厚着脸皮写信训斥市易司。曹佾家修建房屋,所需木料也直接向商人索要,分文不给。曹氏庆寿宫的宦官为了挑起事端,居然无中生有地以曹佾家仆人的名义伪造了一份状文,诬告市易司强买曹佾早已定购的木料。于是,在与大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士大夫向变法发起新的进攻的同时,向经、曹佾等人的怨言也在宦官们添油加醋之后传进了曹氏及高太后、向皇后的耳朵,更激起了她们对变法的憎恨。宫内宫外反对势力联合掀起的第二次斗争浪潮,也就显得尤为汹涌澎湃。曹氏和高太后甚至对着赵顼抹眼淌泪,说王安石变乱天下,河北等地的大旱已使百姓流离,丧失民心,市易法的实施更使京城民怨沸腾,可能会酿成暴乱。面对母后的眼泪,赵顼彷徨不安,大大动摇了,不几天王安石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

此后,虽然王安石一度恢复了相位,新法的基本面也得以维持,但由于赵顼对变法的态度已越来越不如当初坚决,对曹氏的反对意见便开始觉得顺耳了。赵顼曾有意发动一场恢复燕蓟故土的战争,在与大臣商议之后,又到庆寿宫向曹氏禀报。曹氏问:“粮草、犒饷准备好了吗?兵马士卒训练精了吗?”赵顼说:“都已布署下去了。”曹氏说:“事关重大,可要慎重考虑。那点疆土,收回来,得到的不过是举朝庆贺而已;万一失利,则关系到生灵江山的存亡。切不可轻举妄动。果真可行,那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须等到今天?”赵顼说了句:“敢不受教!”立即取消了开战的计划。

政治上的矛盾渐趋缓和,祖孙二人的感情也愈益亲密。元丰元年(1078年)正月,年逾花甲的曹氏患上了牙病,牙床鼓得老高,半边脸庞也肿了许多,根本无法进食。赵顼十分焦急,诏令天下各地访求牙科名医进京治疗。闰正月十五,为了让曹氏高兴,还特地命令再次在宫中搭设露台张灯结彩,过第二个元宵节。曹氏心里欢喜,放开量连饮了数杯。

转眼到了公元1079年初秋,清爽的西风刚刚开始驱散蒸腾的暑气,曹氏却添上了一种称作“水疾”的新病。年迈的病体更需要静心调治,然而朝廷上新近发生的一桩案件,却使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后,围绕变法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成了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元丰二年四月,担任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的苏轼,在一道谢表中对时政发了两句牢骚,立即招致了部分朝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说他包藏祸心,谤讪皇上。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则从苏轼诗词中摘抄出只言片语,说朝廷每行一项新法,他都写诗恶毒攻击,实行青苗法,苏轼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以明法课试群吏,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兴修水利,他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严禁私盐,他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认为苏轼愚弄朝廷,还把诗词镂版刻石,传播中外,造成很坏影响,应该开刀问斩,以谢天下。赵顼遂命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御史们来势汹汹,苏轼吓得几次想自杀,许多大臣也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了。享有天下奇才盛名的大文豪,只因发了两句牢骚,写了几首诗词就被逮捕下狱,眼看要杀,这可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大冤案,顿时在朝廷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正直朝臣纷纷营救,就连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哪有盛世而杀才士的?”曹氏闻知,更是万分焦虑,顾不上老病交加,支撑着找到赵顼说:“我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录取苏轼兄弟为进士时,曾高兴地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现在却听说苏轼因作诗被逮下狱,会不会是仇人中伤他呢?即使他写诗真的有罪,其罪过也大不到那里去。文人咏诗,本是常情,若一定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也不是爱惜人才之道,我已病成这个样子,不能再因冤滥不慎,有伤中和,你应深思详察才是。”赵顼听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最后,判苏轼免于死罪,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之案终于得到缓解,而曹氏的病情却日渐加重。十月初开始,赵顼就停止上朝视事,每天都在庆寿宫伺候曹氏,晚上就睡在那里,10多天衣不解带。还派宰相祈祷天地、宗庙、社稷,减天下囚犯死罪等。大做善事,以回天意。至于医治更是不遗余力。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发挥作用,十月二十日,曹氏去世,终年64岁。次年二月葬于永昭陵。

第二百六十九章 张氏北宋仁宗赵祯皇后

姓名:张氏

生卒年:不详

籍贯:河南永安(今河南巩县南)

婚配:北宋仁宗赵祯

封号:皇后(追封)

谥号:温成

张氏,祖父张颖,进士出身,虽说是吴越王钱俶后人的乘龙快婿,却无奈仕途偃蹇,一辈子沉沦下僚,临死才当上了建平县令。到父亲张尧封时,家境贫寒,难以自立,便寄居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助教曹简家中,在名儒孙明复门下求学。张尧封英俊豪迈,学习也较为勤奋,颇得孙明复的赏识,曹简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连生一儿三女,其中最小的一个便是张贵妃。后来张尧封考中进士,补为石州军事推官,满以为从此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了,却不料命运不济,还没走马上任就病死在了京师。可巧,张尧封的本家哥哥张尧佐要去四川赴官,曹氏新寡,百无聊赖,便求张尧佐带着她和膝下孤幼一同前往。想不到张尧佐丝毫不念亲戚情分,竟以路途遥远为理由断然拒绝。曹氏走投无路,只好求婆婆钱氏的娘家垂怜帮忙,把三个女儿送入宫中。这时张贵妃年方8岁。

人越是娇生惯养,越是不更世事,相反自幼坎坷多艰,却能较早地成熟练达起来。张氏幼年骤失父母之爱,来到这举目无亲的森严深邃之地,处处仰人鼻息,环境迫使她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揣度周围人们的心思,很自然地练就了一套善解人意的功夫,再加上她模样俊俏,口齿伶俐,几年过去,越来越赢得了赵祯的宠爱。18岁上,由清河郡君晋封才人,次年又连越五秩封为修媛。就连她的祖宗三代也跟着沾了大光,庆历二年(1042年),追赠其曾祖张文渐为宁州刺史、祖父张隶为光禄少卿,外祖父曹简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仅仅是个修媛就膺得封赠祖宗三代的殊荣,这在宋朝开国以来可是未曾有过的事情,足见张氏得宠到了何等程度。

但人无论怎样得意,也并不总是快马加鞭、锦上添花的,有时仍免不了要有些不尽如意之处。张氏生的两个女儿安寿公主和宝和公主先后生病夭折,享年都只有3岁。张氏经不起这连丧二女的打击,也病倒了。她拉着赵祯的手说:“妾之所以连遭灾殃,只怕是命薄福浅,难当宠名的缘故吧?请求把我降为美人,或许可以消灾避祸。”赵祯对张氏向来唯言是听,只怕就连代为染病也在所不辞,所以张氏名分虽降,盛宠却丝毫未减。张氏特别喜欢吃金橘,赵祯就专门派人南下江西采购,使得这种汴京人原本不认识的小水果名重一时。张氏为笼络众嫔妃,经常指示染院赶制各种新样时装,遍赠宫女,竟使左藏库所积红罗一再告罄。张氏在宫中的势力几乎超过了曹皇后,甚至一度曾让赵祯产生过废曹立她的念头。

公元1048年,即庆历八年,闰正月的一天夜里,几名禁卒发动变乱,杀入后宫,当时多亏曹皇后临危不惧,及时应变镇压下去,张氏只是在事后才跑到赵祯面前问安而已。照理说这一护跸之功应首推曹皇后,张氏根本沾不上边,但赵祯在向大臣们宣谕此事时,却大谈张氏的功劳,说六宫中只有她将生死置之度外,从别殿来卫,对曹皇后的作为竟只字不提。枢密使夏竦当即迎合赵祯的旨意,提出应大大尊崇张氏的地位,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王贽也连声附和,而且特别指出那些叛卒是在皇后的寝殿附近作乱的,请予严加追究,言外之意是皇后可能与叛卒有什么联系,企图陷害曹皇后,为尊崇张氏扫清障碍。由于王贽在关键时刻说了这些话,所以张氏后来对他特别感激,曾秘赠给他数以万计的黄金,甚至对人说:“王贽,我家之谏官也。”

既然赵祯咬定张氏有护跸之功,那她自然是非要尊崇不可的,尊到什么地步?难道要尊为皇后吗?赵祯心里何尝不希望这样!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宰相陈执中生怕说错了话得罪皇上及其宠妃,只好装聋作哑,翰林学士张方平对陈执中说:“汉代冯婕妤勇拦猛兽,舍身护驾,尚且没有特别尊崇,据说平叛之际,张美人实际并无什么了不起的表现,又能尊到哪里去?况且皇后健在,并未失德,而美人与之并驾齐驱,古无此礼,若果行之,只怕你就要成为天下人责骂的众矢之的了,这可是终身难以洗雪的大罪啊!”陈执中听了这话,才打起精神向赵祯请求只把张氏尊为贵妃。赵祯其实也知道曹皇后有功无过,毫无借口将她废掉,天下亦无二后并立之理,而贵妃已是嫔妃中最高的封号,庶几可以表示自己对张氏的一片爱恋之情了,于是,在当年十月十八日晋封张氏为贵妃,令有司选择吉日,备礼册命。不料在册礼问题上又引出了一场风波。

一般说来,封个贵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国家大事,按宋朝规矩,命妃是应该有个册礼的,但只要受命的贵妃稍做推辞,册礼即可搁置不行,所以在此之前宋朝从未真正举行过册妃典礼。虽然如此,按照当时的惯例,有关部门首先必须得到皇上同意不行册礼的旨令,由学士院根据阀门使宣读的晋封某人为贵妃的制词,另外书写一份诰敕,送中书衙门由三省长官签字,再到官告院盖印,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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