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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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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2)       
  至于写得怎样,不妨用时间过滤法来测定。我年轻时看过《高玉宝》,也看过《艳阳天》,都已过去三十年了。《高玉宝》里还能找出当童工那样真实的描写,“半夜鸡叫”那样让人发笑的故事。在《艳阳天》里,你是找不见一处这样真实的描写,这样让人发笑的故事的。有人会说,“弯弯绕”做的那些事,不也很可笑吗?若真有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做了那些事,是可笑的,然而,一旦作者给他赋予了政治说明的责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只会让人厌恶,让人不忍卒读。 
  语言总还不错吧。我不想说了,且引用李健吾评萧军和萧红文字的一段话说明我的感受吧:“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力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现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不说《高玉宝》了,无论在《艳阳天》里,还是在《金光大道》里,你可能找不出一句像“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这样富有文学意境的句子。 
  不过,平心而论,我仍要说,浩然的才气比高玉宝大些。他的长处不在才气的大,而在敢写,敢写得那么长,敢写得那么多。若再要说什么意义,那就是,这两部长篇,堪称“文革”前与“文革”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如此而已。 
  再说鲁迅文学院。 
  对鲁院整体的评价,一时找不到最权威的论述,正好手头有本二零零零年第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面有该校二零零一届文学创作班招生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作家及作协会员的高等学府。五十年来,鲁院培养了当今文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最知名的作家,马烽、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刘震云、毕淑敏、周大新、余华等,曾就学于此。 
  这个百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从全部中国作协会员中统计出来的呢,还是估计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无须置喙,若是统计出来的,不知没入中国作协的作家算进去了没有。 
  这些都不必争究了,当今文坛上诸多名家入过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更早的前身)、文讲所、鲁院,是铁定的事实。不光作家,许多文学界的官员,刊物的老总,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它还有个更为尊崇的称号。徐刚在回答邢小群的采访时说: 
  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韩按)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也许过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讲所的历史贡献。(《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这些,骤然看去大体不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最初的文研所,还是后来的鲁院,是否担得起这样的声誉。打个比方,一个科学家成功了,他就读的大学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他曾就读的小学也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没上过小学,能上大学吗?你不能说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对。而这个“对”中,掩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对。 
  文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培养作家不是种西瓜,结不下大的结个小的也将就。小西瓜也是西瓜,不会是冬瓜。作家就不同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叫作家了。也就是说,作家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真假之分。像吴长英这样的学员,我们可以说她是优秀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作家的苗子,怎么培养也培养不成个作家。最初的文研所,就是要把这样苦大仇深的童养媳,培养成新社会的人民作家。 
  确有许多人从文讲所出来之后,成了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难解释。有些人在进去之前,已然是作家了。比如山西去的马烽和西戎两位,在进文讲所好多年以前,已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至于出了文讲所写出好作品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原本就有天分有基础,只是还正年轻,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二是此后一直坚持写作,日积月累,终有所成。这两种情况,也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比如徐光耀,入所时年仅二十五岁,入所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学习八个月。被划为右派后,一直坚持写作,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写成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改编成同名电影享誉全国。几乎可以说,没有文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 
  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校。在筹备会上,丁玲说得很清楚:文讲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 
  无论从办学的条件,还是从办学的目的上看,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而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实现。除了极少数有才华的作家,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顶多可以说,给了他们专门看书的时间,再就是让他们见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较中增强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呢,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到了新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作家不能用了,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学创作这个阵地,就得培养和造就自己的作家。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讲所就显得更其荒唐了。等于是有现成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不信任不依靠,却硬要把不是作家的材料仓促间培养成作家,还要培养成大作家。 
  根据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筹备,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这时,一场浩大的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沈从文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浅显的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顽固的旧思想。李健吾刚在报上发表了《学习自我批评》,正在打点行装去安徽蒙城参加土改工作队,以便通过下乡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在那个年月,多少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多少学者放弃了白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是无法统计的。而北京鼓楼东大街一零三号那个大院里(文研所驻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兴致勃勃地铸造着我们的作家,要把高玉宝们铸造成足以取代沈从文们的作家。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不必说什么客套话了,最后,我还要说句让众多作家泄气的话,解放后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赖以支撑的,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们,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学者们,比如陈寅恪、俞平伯这些人。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1)       
  一 
  写下这个题名,连我都有些惊悚。国内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国外的实景不过是多年前在黑龙江畔朝俄罗斯那边望了几眼,如今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比那位宋代的大诗人还要狂悖,该是“世界神游,多情应笑我没钱穷忙”了。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帧帧照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二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唯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八零年),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时,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和我的同学们组稿。当时他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了。再后来,他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直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宴请他。他的弟弟陪着他,我们向路遥敬酒,都被这位憨直的弟弟挡驾了。也不说别的,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只是说:“厄(我)哥太累了!”又过了两年,听到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便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没有看,内容听人说过的。说他怎样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晚上没有吃的,找几天前剩下的干窝窝头吃。写完《平》书最后一句,竟将钢笔掰断,从窗户扔了出去。他是累死的,他是为写作累死的,人们都这么说。 
  他是累死的,人们赞叹之余,怎么就不想想,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其写作的劳累,怎么就会击倒这样一位壮实的陕北汉子。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2)       
  现在可以说了,他是死于一种可怕的文学观念,死于足以置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于死地的这个鬼魅的纠缠。 
  要写就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就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多少中国作家都有着这样惊人而又远大的志向。于是写作不再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体力的拼搏。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工人做工,一份血汗一份收获,成为他们人生的信念。再加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愚蠢的期许。下了那么大的苦,写出这么厚的书,还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矗立于世界文坛吗? 
  造成中国作家心理沉重,笔力沉重的,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沉重,厚重,这些要命的文学观念,早已灌输到作家们的头脑中去了,他们还要手提皮鞭在一旁督责。你只沉重一点吗?叭,一鞭抽过来,再沉重些!你想轻松地写吗?叭,一鞭抽过来,要沉重些!于是我们的憨朴的作家们,只有拼了命地沉重了。 
  用力过猛,用力过重,他们身体的劳作,已超过了诺贝尔奖需要的付出。这过重过猛的用力,使他们冲过了斯德哥尔摩市区,仆倒在该市西郊的荒野上。而智慧的迸发,还路途遥遥。 
  多少杰出作家的作品,多少杰出作家的写作方式,真的没有给他们一点有益的启发吗? 
  世上确实有苦行僧式的作家,也确实有这样的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承认优秀作品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累加,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那么你就应当承认,世界上便多的优秀作品,是轻松完成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不光是事后的,也是事中的,不光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至少至少,不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劳作。 
  多年前,我曾访问过章克标先生,那时他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独自一人,蜗居在海宁城东的一间小屋里,来了客人,欢喜异常,坐下起来,像猴子一样精神。不等我问,他说他已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自传,送去出版了,正在写着一部也是百万,很快就要完成了。他的自传出版后,我看到了,只有三十几万字。编辑说原书确实是九十几万字,是她删了的。这部不假,第二部也不会有假。几年天气,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他没有死,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已是一百零三岁的人了。 
  轻松不一定就写不好。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较量。不光写作,科学、技术、文化,各个方面,各个专业,凡称得上事业的,最终都是一种智慧的开拓与发现。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在这方面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文学艺术,尤其是这样。而轻松,绝对是智慧流淌的一种贯常的形态。你见过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聪明人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长篇小说的,我喜欢的很有几位,老一茬的有老舍和李■人,年轻一茬的有王朔和贾平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轻松地写出了堪称优秀的作品。《离婚》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二年夏天,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是不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黑没明地赶着写呢,也不是。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日,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日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费事了。平均每日两千字。”(《我怎样写》) 
  再看李■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在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说:“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自本月七日起继续补作,计在走时可得四万字。决计回家之后专心为之,期在十日内写出四万字。再以二十日之修饰剪裁抄录,则是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此部小说暂名‘微澜’。”(《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选手迹》)这便是李氏的长篇名作《死水微澜》。十日内写出四万言,他是个享受型的文人,想来什么好事也误不了。 
  王朔和贾平凹就不多谈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王朔是个直率的人,虽然有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看上去很美》出来时,说他要连续写十部长篇。但他的写作心态之好,当今的中国似无出其右者。关于此人,下面还会谈到。贾平凹别看平日苦兮兮的,实际上可以想象得出,写作对此公来说,是件多么举重若轻,多么胜任愉快的惬意事儿。若非如此,以他的体质,那么大的写作量,小命早就没了。保不准,写作恰是他的养生之道呢。 
  道理是和诚信相联的。像我这样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道理说得再透,例子举得再多,没几个人会信。那就看看外国的大作家是怎样说的吧。 
  卡尔维诺,意大利小说家,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可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他的三卷本的选集,正一摞一摞的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售。一九八五年九月前写好他的讲稿,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未及前往便去世了。这年年初开始准备这些讲稿,定名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既可说是他对未来千年文学的期望,也可说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书中收有他的五篇讲稿,打头一篇题名便是《轻逸》。你千万别以为他说完了轻逸,还要接着说沉重,没有,接下来的四篇是《迅速》、《确切》、《易见》和《繁复》。原拟作八次讲演,已有设想,未来得及写出的第六讲是《连贯》,第八讲是《开头和结尾》,第七讲不知道,想来也不会是沉重。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是了。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3)       
  一开篇,卡老先生便讲道:“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做过各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该书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接下来是周详而精湛的论述。 
  实际上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在中国现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写作谈中,都有论述。只是不及卡老先生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罢了。比如苏轼和金圣叹就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老舍的写作谈中,就有这样的意思。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 
  唉,若是路遥这些人,在向斯德哥尔摩进军的途中,肯停下来,趁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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