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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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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还可以谅解，那么他的那种纵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模式却是不可宽宥的过失。
五
容我稍许说开。
我们是个崇尚传统的民族。西方人迷惘的根，我们总是牢牢地把握着，谁也知道自己家在何方，列祖列宗，也能辨出个大致的线索，上推到宋唐，再推到周商。就是那远古的洪荒，我们也给它编出了有名有姓的人物，如唐尧，如虞舜，说得煞有介事。没有这些祖宗，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们是龙的传人，是黄帝的子孙。
我们的文化观念也是纵的，讲究的是富士康小说网，长幼，尊卑。爸爸是个什么长，儿子就不胜荣光，儿子能有出息，父亲可以心甘情愿地劳苦终生。过去的层层官宪不说，就是现在，你给省长叫一声同志，心里的感觉与称呼同事完全一样？那瞬间一点的不适，不正是文化观念的作怪？
再看我们的文学，仍是纵的。以四大文学名著而论，《三国演义》本身就是历史的阐释，从汉室衰微写到三国归晋。《水浒》要从洪太尉放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写起，《西游记》要用石猴成精开篇。《红楼梦》该是最好的了，也难脱顽石变灵的成规。有分就有合，有始才能有终。连故事的发展，也多在君臣、官民、人妖、父子之间展开。三国争的是正统，梁山好汉打的是官家，孙悟空和猪八戒的纠纷不过是噱头，宝玉不能娶黛玉全因父母的逼迫。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素有研究的许地山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就看出了这一点。原文稍嫌长一点，还是引用了吧：
西洋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女人或男人”为主，故属于横的、夫妇的；中华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父母或子女”为主，故属于纵的、亲子的。描写亲子之爱应当是中华人底特长；看近来底作品，究其文心，都含这一义谛。
爱亲底特性是中国文化底细胞核，除了他，我们早就断发短服了！我们将这种特性来和西洋的对比起来，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爱父母的民族，那边欧西是爱夫妇的民族。因为是“爱父母的”，故叙事连贯，有始有终，源源本本，自自然然地说下来。这“说来话长”底特性——很和拔丝山药一样地甜热而粘——可以在一切作品里找出来。无论写什么，总有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的倾向。（《港台海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再来看《活动变人形》。王蒙是聪明的，也是不安分的，但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观念的阴影下，他那绝大的才华，显得那么柔荏无力。
前面我说过，读他的这部小说，我曾想到长城，那逶迤数千里的古代的骄傲，还想到过故宫和阿房宫，那依旧存在和已经逝去的庞大辉煌。随着思考的深入，骄傲和辉煌渐渐消退，只留下了那如老藤似的古墙，一座连一座的极为相似的平房。这已不复是王蒙的小说，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模型。全是纵的。
不是我刻薄，读《活动变人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倪吾诚编一个家谱，还可以为他编一个年谱。且让我一试。为篇幅计，只编年谱并连起来写：
宣统三年出生。一岁半种牛痘。四岁会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上洋学堂。十岁发表反对缠足的意见。十四岁不给祖宗牌位磕头。十五岁学会抽大烟。十六岁病倒。十七岁完婚上县城中学。二十岁上大学。二十一岁留洋。二十二岁回国当大学讲师。二十四岁接妻子到北平。三十四岁死而复生后去山东当教师。三十六岁当伪民众大会代表。三十七岁回到北平。三十八岁去解放区。四十一岁回到北京成为“革命大学”的研究人员。四十二岁与妻子离婚，后又结婚。四十五岁开始学跳水。四十六岁写批资文章，四十七岁肃反中被揪出。五十岁参加大跃进劳动。五十二岁挨饿。五十八岁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一九七八年七十岁双目失明，不久去世。
这不是推算，书中都有公元或民国年数或年龄的明确记载。我们可以说作者就是要写一个人的一生并反映他经历的各个时代，也得承认书中的主要事件就发生在那么三两年，但我们也有权利问一句：这种编年史式的写法果真是必须么？含混一点是更坏还是稍好？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5）
还有人物关系。当故事在倪吾诚和妻子、小姨、朋友之间展开时，情节波澜起伏，作者的才华得到淋漓的发挥。死而复生去了解放区后，平辈的关系不复存在，维系故事发展的是倪吾诚与倪藻的父子关系，失去横的依托，作品也就难以为继了。整个续集五章全是人物命运的交待。除应了传统文学观念的“有始有终”四字外，只能说是赘疣。
充分估价了《活动变人形》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认知价值后，我只能说，中国最有现代文学意识的作家，写出的最有现代意味的长篇小说，就是这个样子。真不知道那些说《活》是史诗是奇峰的评论家，是诚心的尊奉，还是开作家的玩笑？
它的最大的业绩不是史诗，而在对后来者的示范和启迪，我说的是酣畅淋漓的感情的宣泄。
六
由短篇而中篇练好了他们手中的笔——既已写出了那么好的中短篇，还写不出同样好和长篇么？回过头，我们来收拾了这个卓识。
从推理上说是这样的，却未必是事实，至少眼下还不是。
短篇作品（不仅是小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其深厚而优良的传统。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和文化钳制，更长时间的艰难而平庸的社会生活，不能向外进击，只能向内发掘，层层深入，遂铸成了我们含蓄而精细的文化心态。表现在艺术上，便是诗词散文之类的短篇制作特别精美而发达。
王元化在《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一文中说：“中国的词比较含蓄，这种含蓄孕育的内容很多，但是它抑制了感情奔放，抑制了感情宣泄。”这话是对的；但反过来说，就更对：深层文化心理的作用或作祟，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善于作那种喷薄式的宣泄。感情的抑制，有助于意境的生成，虽可达到极致，毕竟是小而化之，因此那些小的制作才特别精美。流风所及，现代的散文，当代的短篇小说，也还差强人意。
这精美更多的是意境而不是形象和结构。这或许与汉语的特质有关。以字为词、字词不分、一词多义的汉语，本身就宜于制造意境，由含混而生成的意境。而现代文学，讲究的是个性的强烈，形象的丰厚，结构的宏大与协调，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让西方语言出一头地。
由文化心理与语言特质造成的中国文学的这一缺憾，一到长篇小说上便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炫耀也确实值得自豪的四大文学名著，其精美处往往是些局部，又由这些局部的连缀和敷衍，做成数量上的长篇。说它们是长篇，倒不如说是许多短篇的拼接。《三国演义》大多是些互不相干的战例。《西游记》的降妖，彼此大同小异。《水浒》的人物随手抛弃，事件也多各自独立。《红楼梦》被誉为艺术的峰巅，一到众姐妹搬进大观园后，那一个又一个宴饮和诗会，真的不嫌厌烦？
严格地说，这几部长篇，都不是靠着宏大的结构成一整体，而是靠着人物和事件的繁多填充而成。别的不说了，仅以《红楼梦》而论，人物和事件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清代曾有人统计，说有448人，最近的统计为975人，其中有名姓者若干，无名姓者若干。事件呢，怕也在数十件上。我真不知道这样的统计在文学研究上有何意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究竟是优长还是缺憾，将来怕会看得更其明白。
从现代小说的观念看，这四部作品中的任何一个大点的事件和事件中的一组人物，都可以做成一部长篇小说。你说这仅仅是技巧？太肤浅了，更多的还是文化的阻隔，如长城，如故宫，如那像故宫一样繁冗像长城一样长的龙。
文化观念的制约，不光决定了古典长篇小说的模式，也压抑了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多少有才华有抱负的作家，盘马弯弓，气冲斗牛，要在长篇小说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不朽功业，除少数侥幸以外，大都仰天长啸，饮恨而终。伟大如鲁迅，天才如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始终没跃上长篇的台阶。当代的名家如孙犁，如林斤澜，虽有长篇或勉强可称为长篇的作品在（林的《矮凳桥风情》自认为属长篇一系），但他们也难逃此厄运。不错，现在我们每年有数百部长篇出产，可你能说长篇仅仅是个长的篇幅？果真如此，交响乐该是许多小调的合奏。
心病还须心药医。王元化的话是对的，既然传统文化抑制感情的奔放和宣泄，使我们的文学只善于出产那种精巧的小玩艺儿，要出产长篇小说这种大玩艺儿，其解救之道，只能是破除传统文化的阻障，实现感情的酣畅淋漓的宣泄。
还得说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纵然有那么多的缺憾，平心而论，它还要算作当代颇有现代意识的长篇制作，至少他以他的巨大的才华，在作品的主要部分，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境界。这对当代的作家，不能说不是有益的示范和启发。
中西文化的不同，使彼此在文学艺术上各有优长和短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文学，创作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应当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如意境，如纯情，而摒弃它的消极的一面，如人物和事件的繁复，如“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的倾向”。还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优长，如感情的宣泄，如个性的强烈，如结构的宏大，作为改造和发展我们文学的利器。不必忸怩，人家比我们强，至少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6）
不克服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我们的长篇小说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
只有克服了这种阻隔，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才能有长足的发展，产生惊世或传世之作。
这两句怎么不对味儿，像是什么大报告的小尾巴。看我都说了些什么！
酷评刘心武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得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
韩石山酷评刘心武
这里本来该放两篇文章的，一篇是此文，一篇是此文中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上的那篇文章，名叫《何日看遍长安花》，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是那篇文章较长，谈到的不止刘心武一人，再是谈刘心武的部分此文中大略说到了，就不收了。
刘心武无疑是新时期作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当年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当过《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可是个重要的“文学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得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下流，也就不会写了。可他偏要写，还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理直气壮，直让人疑心那一忽儿脑子是不是灌了水。就这样低级错误的文章提出批评，我也疑心自己的脑子是不是也灌了水。
刘心武的心态（1）
以在文坛的资历说，我只是个老兵，刘心武先生算得上将帅一流的人物。学识上就更不能比了，我只是个村学究，刘心武先生则称得上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不是挖苦，看他这几年的随笔，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敢谈论的。然而，若把韩愈那句“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颠倒过来用——其意就成了“我教学生是不管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说我可以当刘先生的老师，也是说得过去的。
前些年我就教过刘先生一次，可惜他悟性太差，不会举一反三，于是又有了这次更低级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登了刘的一篇文章叫《他们都哪里去了？》，后来我在《文学自由谈》某期上撰文说，此文乍看是悼念亡友，实则不然，乃是一篇极为阴暗的泄私愤之作。
文中写了几个刚刚去世的人，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张暖昕），有的是他的同事（王朝垠），有的是他的司机（杨师傅），生前都和他有些过节。比如写到杨师傅，说他初来《人民文学》上班，杨给他开车，“那时不论坐车的我，还是开车的他，心理上都有障碍”，有回到了下班时间，有人冲着杨说：“得，你该送他回府啦！”老杨面子上下不来，便说：“他呀，叫他‘咏叹调’去吧！”每写完一个人的死事，都要惋惜地反问上一句：某某到哪里去了呢？
看完全文，给人的印象是，凡是和刘心武闹过别扭的人，都不得好死。
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里我说，这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
这样下作的文章，写上一篇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没想到刘先生又来了一篇。
这便是登在二○○○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上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第一条是：
要十分珍惜你的童贞。千万不要因为读了某些文字，便以为自己尚未解除童贞是落伍、保守、不懂得享受生活或丧失了个人自由。要把童贞献给真正的爱情与健康的欲望。我特别不希望你为“开放”而“开放”，糊里糊涂地在某一刻丧失了你的童贞。须知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的童贞一旦丧失便不可能有第二个“初夜”。
第二条和第一条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又往前推了一步，劝他的侄孙女不要“乱伦”，不要多人“乱交”。因为“乱伦的性行为至少是不正当的、病态的。多人乱交的性行为至少是丑恶的、变态的”。总之一句话：不要随便和人上床。
我不知道刘先生的这位侄孙女有没有父母，若有，她的父母看了这位堂祖父对自己的女儿的这些忠告，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处置。最低限度他们该想到，你刘心武把我们的女儿看成什么人了，把我们这个家庭看成什么家庭了。你有这样的责任心，该去管教你自己的女儿，别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发泄这样丑恶的、毒汁四溅的性欲。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归刘先生教养，那么这事儿就更蹊跷了。
别的不说，就说乱伦吧，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指在法律或风俗习惯不允许的情况下近亲属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若这女孩子有父亲，那么这个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是她的父亲，若这女孩子没了父亲，归刘心武教养，那么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只有刘心武这个堂祖父了。这样一来，教导这女孩子别乱伦，岂不等于是劝告她的父亲别奸污自己的女儿，告诫自己别打侄孙女的主意吗？
有些愚腐的人或许会说，纵然用词不妥，刘先生总是好意呀。
我不这样看。有些话是长辈该说的，有些话是长辈不该说的，有些话是该女性长辈说的，男性长辈说了总让人觉得别扭。这是一回事。只是个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比如女孩子应当讲究经期卫生，若母亲在，自然由母亲指导为宜，若没了母亲，跟前又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借重，当父亲的指导一下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然而，刘先生给侄孙女的忠告，绝不能作如是观。
从《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里，可以看出，时序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在对女性的认识上，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水准上。几乎可以说，一百年来没有什么长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除了对科学的提倡之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女性的发现。在这方面，倡导最为有力，论述最为翔实的是周作人。他的那些论述就不必细说了，且看这样几句话：
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性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地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Roue）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现在才知道原只是一个，而且是好的，现代与从前的知识道德之不同就只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极大的……（《北沟沿通讯》）
对刘心武这样的读书人，周作人早就看了个透辟。在《“半春”》一文中说：“中国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奇怪。”
刘心武的心态（2）
这样的读书人，也就是道学家。在《爱的创作》一文，周作人有过毫不留情的剖析：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己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
在这上头，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有过近似的论述。
说到这里，我怀疑刘心武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孙女，极有可能的是，刘先生不过是虚拟了这么个侄孙女，借以教诲（实则是污辱）中国所有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子。
如果说那篇《他们都哪里去了？》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这篇《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则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了。
酷评余秋雨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人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
韩石山酷评余秋雨
中国文化界，对余秋雨的散文提出批评，我算比较早的。这里收集的三篇，第一篇《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写于一九九五年，其时他的《文化苦旅》刚出版不久，还不像后来那么火。不是专门写的，是从我的一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抽出来的。那几年，我常把写得长些的文章拆开来零售。那篇文章叫《散文的热与冷》，记得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的，后来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
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我对余氏散文的批评，主要是指出，他犯了散文写作的大忌，把散文当小说写了，误导读者，欺哄读者。再就是，他的散文，是一种盛世文章，言下之意是品质不那么高。对余氏散文的品质，多年后在为《山西文学》写的一则编者按中，就说的更为明确了：
建国五十年多年来，堪称一代文雄者，仅有两人，一为杨朔，一为余秋雨。杨朔可代表“文革”前的文风，余秋雨可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风。杨文能无视当年社会上的各种疾苦与灾难，而以清纯真挚的语言，显示中国社会欣欣向荣之象，中国人民丰衣足食之态，功莫大焉。至今仍为一些青年学生所仿效。余文能无视当今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与疾患，以沉郁雄健的笔致，显示我中华民族悠久之历史，灿烂之文化，进取之精神，伟岸之品格，亦功莫大焉……此二子者，都是论功可上凌烟阁，论德可配享孔庙的大作家。（《山西文学》二零零三年第七期）
第二篇《余光中是杆秤吗》，是前一篇发表后，有读者提出反批评，我作的答复。对余光中的散文，我也是看不上眼的。因为要与余秋雨的散文作对比，也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第三篇是为余秋雨辩护的。批评不光是挑毛病，该为作家说话的时候也要说。
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这两年，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有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比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他最著名的一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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