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我还没饿到那个份上。”我一边说一边使劲倒车，轮胎都擦出火星来了。当我驱车离去时，透过饭店窗户看到店主和顾客们脸上带着欣赏我受辱这一幕的表情。像这次这样做出的反应，或者说，至少这种暴露内心所想的方式，不是我的一贯做法。平常我不会去惹麻烦，不参加游行示威，也不参加静坐，一心只想着自己在陆军的前程和如何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对于我来说，我的现实世界是部队营房。我把南方军事设施看作病体内的健康细胞。如果车开快些，我还可以在关门之前赶到营区快餐店或军官俱乐部，并且和他人毫无区别地受到接待。
　　空降导航员是精锐中之精锐，他们要先于空降突击部队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部队跳下去，标出着陆区和伞降区。空降导航员训练班的要求十分严格。我的同班同学均是配属机降部队的老资格优秀伞兵，而我则是个并不情愿的新手，5年没跳过伞了。我们每天以健身操开始，每项运动都做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恢复性运动则是5英里长跑，然后一天的正课才开始——导航课、伞降区域标示课、无线电信标使用课、引导飞机着陆课，然后又是跳伞训练。
　　空降导航员小组落地需集中。为此，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从舱口跳出去，而是由飞行员打开双引擎“非洲驯鹿”的后斜板舱门，我们迅速从机尾同时一起跳下。跳伞通常在夜间进行，这样更增添了一份刺激。谁知道下面隐藏着的是水域？是冒出地面的岩石？还是悬崖峭壁呢？然而对我来说，夜间跳伞跟白天差不多，反正我总是闭着眼睛往下跳的，而且，总是磨蹭在最后面，像婴儿学步一样小心翼翼地离开舱门，不是大步流星勇敢地跃入未知世界。因此，当其他人像雄鹰一样翱翔而去时，我却是先一屁股坐在舱门边，然后再腾空而下。不过，一旦离机，我即刻会体验到那种使人对跳伞运动心醉神迷的兴奋劲儿和那种飘向地面、任风在头上的伞中发出啸声的神奇感觉。只要不必头一个跳就行。
　　该训练班接近尾声时，我们计划乘直升机跳伞。首先，我们搞了一整天的越野行军，直累得两腿迈不开步时才结束。来到直升机旁时，天已黑了，一时间风雨交加。我们费力地爬上直升机，1月里的雨水冰凉刺骨，猛烈地抽打着我们的脸。大家挤坐在机舱地板上，我是机上军阶最高的军官，跳伞长是个面色严厉且富有经验的军士。直升机起飞了，我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大声提醒全体人员系好固定开伞索。开伞索系在舱底钢缆上，我们跳伞时，此索可自动将伞拉开。在黑暗中，可以听见都在用双手顺着舱底上的钢缆仔细检查。直升机恢复了水平飞行，风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会对跳伞产生危险的程度。我大声喊要大家最后再检查一遍固定开伞索的挂钩，接着又像个爱瞎操心的老太婆一样开始亲自检查每根开伞索。我挤过一个紧挨一个的同伴，用手顺着钢缆摸到每个人的伞上。突然不禁令我大惊失色，一名军士的开伞索竟然没有挂上。我把未挂上的开伞索往他面前一晃，他登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此系三重失职。他自己应该检查，他的战友应该检查，跳伞长也应该检查。否则，他一踏出飞机就会像块石头一样掉下去，而且他打开备用伞的时间只有4秒钟。
　　天气更坏了，这次跳伞只好取消。我们在劳森陆军机场走出飞机，开伞索未系牢的那名军士紧紧拥抱我，实际上还热泪盈眶地向我说了些感激的话。先前有关专家的教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不要怕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即便是在其后院里也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忽视细节，哪怕是落到人人讨厌的地步。紧张、混乱与疲劳的时刻最容易犯错误。他人都头脑迟钝或思路不清时，领导者必须双倍地警觉。“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由此成了我的又一条行为准则。
　　毕业那天，我在原有的战斗步兵证章、伞兵翼形证章和别动队员徽章之外，又戴上了空降导航员徽章。在我们这一行里，这些相当于学术界人士名学后的一串头衔。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这个喜欢在地面上的兵，毕业成绩名列全班前茅。对于这一荣誉，我感到骄傲，不过从不为后来没有遇到过非跳伞不可的情况而觉得遗憾。
　　说起游泳，我充其量只能勉强不沉底儿。可是，如今我却呆在加拿大生产的一辆笨重的运输车上正沉入佐治亚州的一个湖中。由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6个月后才开学，陆军只好再给我找个工作。这次是担任步兵委员会的“测试军官”，工作地点就在本宁堡。我们的任务是测试新的武器装备，看其在步兵部队是否适用，所测试的武器装备从新设计的刺刀到新型机枪应有尽有。每件装备均需用三条标准衡量，即是否好使，是否适用，保持工作状态需花多少人力物力。陆军把这几条标准简称为“三可”标准（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我的任务是设计这三方面的指标，并对武器装备进行全面测试。
　　我受命测试的是加拿大造的XM571型组合式运输车。这种车看上去很笨重，据称是运载部队通过沙地、雪地和水网地的理想工具。陪伴这匹铁马来的是加拿大联络军官科林·G·福雷斯特少校。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是爱尔兰人，身穿团队制式苏格兰褶裥短裙。由于同属前殖民地居民的后裔，加上我俩的第一个名字相同，我们一见如故。跟他一起来的是厂家代表，我现在只记得此人叫比尔。他俩都急切地想让MX571好好露一手。加拿大的自尊和利润全取决于美陆军的决定了。
　　我们已经让这个丑小鸭完成了陆路试验。除了意外翻了几次车外，它运行得都不错。剩下的最后一道难关是航渡试验。我将测试安排在上午11时于胜利湖进行。步兵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应邀观看，其中包括我的上司J·萨德思中校。为了保险起见，我计划于当天早晨7点30分举行一次预演。我和厂家代表比尔穿着救生衣上了车，随后向驾驶员发出开车命令。因为XM571吃水太深，我有点担心。在我们与湖水之间只有大约6英寸的干舷。走了全程三分之一时，我意识到连那6英寸也没了。我觉得脚有些湿，忙低头一看，车底进了水。我向比尔指出这一点，他对我的忧虑置之不理，摆手说没问题，舱底抽水泵随时会开启。舱底抽水泵的确开启了，不过稍有点问题。它每分钟可排20加仑水，但水却以每分钟40加仑的速度往上涌。
　　我说：“比尔，我们在下沉。”
　　“真见鬼，”他附和说，“真是这样。”
　　救生艇来接我们时，我们气急败坏地蹚着水跳出来。随即眼瞅着那辆XM571在眼前消失了。快到堤岸时，我抬头看到福雷斯特少校那双长满红色斑点的粗腿。他神态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肯定不是他想发回加拿大去的那种消息。
　　幸运的是，湖水仅有约10英尺深。我很快找到打捞船和绞盘机把这辆会潜水的“莫莉·布朗”拖了出来。我看了一下手表，离委员会成员到达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看着水从运输车的各个缝隙里流淌出来，焦躁不安地等着水排空，很快找出了问题所在。原来XM571上次翻车时底盘被摔裂了。我们想把它发动起来，没成功，接着又继续发动，但每次只听到几声噼噼啪啪的咳嗽声，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轰鸣声。不管怎样，我叫人把运输车拖到演示现场，同时自己赶紧跑去换了一套干作训服。
　　我怎么对步兵委员会说呢？当委员们到齐并就坐后，我站在这台加拿大产品旁边，如实讲述了该车经过的一系列试验情况，包括当天上午出的故障在内。出了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别含糊其辞。无论你的信心是多么不足，人们想要了解你的自信心，而不是你所遇到的麻烦，即使这麻烦你并未夸大。决不能让他们看到你心情焦虑。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演示。这里我应该补充一句，XM571此后没能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装备。
　　我在步兵委员会工作了近5个月。高级训练班快开学时，萨德思中校问我以后是否愿意回到委员会来。在拥有别动队员、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和天之骄子空降兵等多兵种的陆军，调到步兵委员会任测试军官从某种角度讲并不怎么带劲儿。不过，该委员会显然具有一种好处：它意味着我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结业后可以留在本宁堡，而这时我已经愉快地适应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对中校说，是的，我愿意再回来。
　　陆军有自己的一套晋升惯例。本宁堡的高级训练班旨在使步兵上尉级军官做好担任连级指挥官及营级参谋的准备。实际上，我早已完成这一准备了。在德国和德文斯堡，我曾作为中尉在上尉职位上当过两任连长，而且还在阿寿山谷的大课堂里当过不挂名的营长。在那里，打的可全都是实弹，并且不是像在演习场上那样，让子弹从你头顶上飞过去，而都是瞄准你打过来的。此外，我在德国、德文斯堡和越南均曾担任过参谋之职。尽管如此，该训练班仍是我职业发展中的必由之路。再说，训练班开学后，我便可以将家搬到营区内的政府住宅中去住。
　　我非常想见到同班的同学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第一次职业选择。许多步兵军官服完规定的两三年兵役后便退伍了。在高级训练班里，我是400名上尉中的一员。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很可能都要以陆军为职业。我们被编为两个队，每队200人。另一个队里有一个真正平步青云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点军校的全美最佳橄榄球后卫，1958年海斯曼奖杯的获得者，此外还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我们队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托马斯·格里芬。他后来晋升为三星上将，并担任了北约南方司令部参谋长。在这里，竞争带来的兴奋与威胁并存。
　　上训练班期间，我的专业标号又增添了“前缀5”。在陆军行话中，它意味着我有资格使用战术核武器。我必须知道使用核武器（尽管仍需获得远比我级别高的上级的批准）的时机，一发核弹能消灭多少敌军、平民及毁坏多少树木，在互掷核弹阶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员，如何计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军部队何时方能安全通过受沾染区域等。我们当时不是从核大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仅仅想到一门203毫米火炮发射的核弹当量为1000—10000吨，而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当量为1。5万吨。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考虑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虑敌方是否有将战争升级的可能性。既然海军和空军都已核武器化了，难道陆军就该使用滑膛枪和米涅式枪弹吗？再说，连苏联红军都已经配备上战术核武器了。很久之后，当我升至决策层时，我会对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为怀疑的态度。但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顾潜心钻研本行，管不了那么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胜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车餐馆叫了一份汉堡包，这次没人再叫我到屋后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为不合法。当年秋天，约翰逊和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B·戈德华特参议员竞选下一届总统。我并不支持哪个政治党派，但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对民权法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令我失望。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反对该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对虽属无意，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却是一种鼓励。于是，我在自己的“大众”牌汽车保险杠上贴了一张红白蓝三色不干胶广告，上面写着“全力支持L·B·约翰逊”。这样做也许有悖于营区关于当时政治活动的规定。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我开车从伯明翰去本宁堡时，亚拉巴马州一名警察在锡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让我停车。我超速了吗？不可能。让我惊讶的是，警察对我的驾驶事宜并不关心，他在替戈德华特发放保险杠广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众”牌汽车。在6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这种车还不多见。这算得上对他的第一次打击。他检查我的牌照，是纽约州的。这是第二次打击。他又发现了支持L·B·约翰逊的广告。第三次打击。开车的还是个黑人。这几条加起来，我算是给他实施了4次打击。他摇摇头说：“小伙子，你居然跑到这一带来，这可不够聪明。最好还是赶快走吧。”我遵命赶紧开车走了。
　　像我和普赖斯、马夫鲁蒂斯、德帕斯这类军人在陆军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数来自南方，来自中西部的人较少。来自威克森林、克莱姆森、弗曼城堡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军官远比来自普林斯顿的要多，当然也肯定比来自纽约市立学院的要多。
　　我们训练班的课常常在既狭小又无窗户的教室里上。因此，出来到走廊里伸伸腿、抽支烟确实使人轻松愉快。有一天，我从教室出来后发现一群白人同学在谈总统选举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赞扬戈德华特。他们中的一个朝我喊道，“喂，科林，过来。”我不无戒心地走过去。他问：“我们有偏见吗？见鬼，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还能同你在一起上课吗？”那家伙继续说道，这不是个喜欢还是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欢爱管闲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欢这个教训人民怎么过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学插话说：“这是个产权问题。如果一个人开了一个商店，在经营方面，他应该有权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杆猛烈抨击一通，或者孤独无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却想让他们有所认识，于是就说道：“让我来告诉你们产权意味着什么吧，假如你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黑人的话，你得有个结实的膀胱，因为从华盛顿到本宁堡一路上没有几个你能停车小便的地方。”我对他们讲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个像样的地方吃饭，或者在夜幕降临时找一个一家妻小能过夜的汽车旅馆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M·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杀，B·康纳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里炸死4个黑人孩子，而他们却在争论什么“产权”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缩小到白人店主是否应该不情愿地把房间租给黑人住，不能将财产和人纳入同一范畴。”
　　我不知道这番话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与否。但是，把这些感觉倾吐出来，让这些人了解宽容不只是意味着上课时坐在黑人身旁。
　　在此期间，来自南方的几位黑人军官在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们在常年遭受二等公民待遇、种族隔离和黑人学校的孤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肩并肩地与白人竞争，与以前不允许他们与之同住、同学习、同进餐的白人竞争，与他们见了就得毕恭毕敬的人相竞争。我从小到大在白人周围从来没感觉到过不自在，从来没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不一样，是的，但绝不低人一等。以前从没人对这些南方黑人讲过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看着他们在陆军中崛起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中大多数断然拒绝背负种族主义分子想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自从穿上和他人一样的军装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看成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人了。幸运的是，他们参加的是美国最民主的组织，在这里可以凭功劳大小升降进退。在我国的英雄殿堂里，这些南方黑人军人占有显著的地位。
　　1964年11月3日，即选举前不久，我将我的缺席选票寄给了我在纽约的投票站。全力支持约翰逊。寄出之后，我又到胜利大道的那家餐馆吃了一份汉堡包。
　　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对一名步兵来说，有步兵之家美称的本宁堡是个令人倾心的地方。我们的生活轨迹往往是这样的：做单身中尉时干年轻人的荒唐事，而后结婚、晋升上尉，随后便奉命来上高级训练班，并且把妻子带到本宁堡来。这里常常是妻子所见的第一个兵营。我们这些青年军官都是从同一家哥伦布百货店赊购成家后的第一批家具，包括起居室、餐室、卧室和厨房的家具一车就送来了。我们的住房也相似，都是建在混凝土地基上有二居室或三居室的牧场式平房，我们经常相互串门。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拿回家的薪水同样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除了个别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夫妻之外，根本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
　　周末，我和阿尔玛把小迈克塞进“大众”牌轿车，一起去拜访她在伯明翰的家人。在驶出营区的路上，我们经过高级军官宿舍，他们的房子都是大萧条时期由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拉毛粉饰的白色住宅，既气派又优雅。最壮观的要数本宁堡司令官的官邸——河畔府。这是南北战争之前的一座建筑，紫藤悬垂，木兰环绕。每年，司令官都在此为训练班学员举行一次招待会。男士们均要穿黑色便装礼服，女士们都要进城选购上尉们的钱包所允许的最漂亮的长裙。我们踏上修剪好的草坪朝河畔府走去时，俨然像是电影《乱世佳人》中某个场面的群众演员。
　　为我们班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后，阿尔玛问我是否能猜到她的梦想是什么。是将“大众”牌轿车换成旅行轿车吗？不对，她说，是有朝一日能作为将军夫人住进河畔府。我用她父亲喜欢说她母亲的话嘲笑她，米尔德里德还保留着奴隶心态，她想住进带圆柱子的白色大宅子里去。阿尔玛的梦想再天真不过了，在1964年听起来，就像人要到月球上去一样。
　　本宁堡也是琳达·鲍威尔于1965年4月16日降生的地方。我没赶上迈克的诞生，到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小人儿了。但是这一次，琳达在马丁陆军医院降生的那天，我仔细端详那个无助的小东西时，心中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爱怜之情。我一定要弥补第一回做父亲时失去的东西。训练班不需费什么大力气。于是，我利用这一机会尽量和琳达一起多呆些时间，最后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保姆。琳达该做6周婴儿体检时，阿尔玛正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就一只胳膊夹着婴儿，另一只夹着她的尿布袋，自己将她带到了医院。在候诊室，我高兴地加入到年轻母亲行列中，向人传授治疗哮喘和急性腹痛的经验和其他知识。在这些方面，我此时已完全是个当之无愧的父亲了。
　　那一天，无论何人走进我们班，都会看到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朝满屋子学员抛掷一只橡皮鸡。我已经开始执掌教鞭，当时正忙着激发各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动力。
　　1965年5月，我从步校高级班毕业，成绩在我所在的那个200人的队里名列第一。不过，在整个年级我排第三，第一、二名是一名坦克兵和一名炮兵。这使我感到有些自卑。
　　高级班结业后，我照计划回到了步兵委员会。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出于个人方面——全家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长些。几个月过去了，相当平淡无奇，还是鉴定新的步兵装备。1966年春天，我奉命到步校教学大楼去报到，我被调到不久前我刚当过学员的学校去当教官。
　　一年半前，约翰逊总统利用北越炮艇在东京湾“无端”袭击美军事件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等于向越共和北越宣战。当我离开东南亚时，还只是牵涉到约1。6万美国顾问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到我加入步兵学校教官队伍时，美国卷入越南的部队已接近30万人，因此陆军需要培养更多的军官。步校教学大楼是一座崭新的建筑，它正是为适应培训任务的扩大而刚刚建成的。教官职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很多人孜孜以求。在职业发展方面，教职又是有力的资格证明。教官的任务是教那些日后将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军官，所以陆军非常重视教官工作。
　　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X·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