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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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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释说:“妈,不必啦。银行会把利息通知单寄给你,利息跑不了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蒙我?”她说“蒙”时用的是牙买加的一个老字眼儿。说着,她走进自己的卧室,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旧布包着的糖盒子,从里面拿出存折交给我。
  我只好顺从地去银行排队,请银行的人把这一账号的利息给填上。
  “当然可以,鲍威尔上校。不过我们会寄利息通知单给你,你就不必跑这一趟啦。”
  “不行啊,”我说,“我母亲要亲眼看见存折印上她的利息数字的红字。”我差一点说出以便证明你们没有“蒙”她。
  据我父亲的妹妹贝丽尔姑妈——她在我写这本书时已经90多岁了——回忆,我父母是在哈莱姆的外婆寓所相识的。外婆为了多挣一点钱,让几个亲戚和别的牙买加移民寄宿在她的寓所,其中的一个寄宿者是卢瑟·鲍威尔。于是,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相爱了。
  我出生以后在哈莱姆住过两三年,后来搬过几次家。到1943年,我6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区的亨茨波因特小区的凯利大街952号,我在那里长大。1981年由保罗·纽曼主演的影片《布朗克斯的阿帕奇堡》就是在我住过的那一警察分管区拍摄的。在那部电影里,这个地方被描绘成城区藏污纳垢的巢穴,一幢又一幢烧坏的破烂公寓楼,满街垃圾,杂草丛生,住的人净是吸毒者,男盗女娼,精神病患者,谋杀警察的凶手,以及第三代靠福利制度生活的家庭,总之是一幅美国老城区的可怕噩梦的情景。我住过的亨茨波因特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尽管它也谈不上绿树成荫和庭院宁静。我们当年门窗都得上锁。我记得我家大门有一根大铁闩,从门背后插进地板上的一个托架,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硬闯进来。盗贼不少,吸毒现象当时已逐渐增多。常常有人在街上殴斗,捅刀子。有些流氓团伙为了争地盘而动用棍棒、酒瓶、砖头和土造的0。22口径手枪打群架。然而,当时的犯罪和暴力活动还没有达到那部电影描绘的那步田地。当时还不是那样。当我在亨茨波因特长大的时候,一般人还能在种族之间保持一定的容忍心。总的说来,多数家庭是和睦安全的。
  我家住的是一幢4层砖砌公寓楼,每层两家,全楼共8家。我们住在3层一个4居室单元房里。从家里走上凯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个世界:向左过三个街口,就是我的小学,再过一个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学。两校之间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耸立着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教堂,那是我们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几个街口,是我后来念书的中学。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是凯利大街957号,吉莎姨妈和艾尔弗雷德·库特姨父住在那里。在我上学的路上,要路过935号,那里住着劳丽斯姨妈、维克姨父和他们的孩子们。在932号住着我的教母玛贝尔·埃瓦德内·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兹阿姨。在867号住着艾米和诺曼·布拉什一家,他们是我家的亲密朋友,跟亲戚一般。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亲热地称呼他们为艾米阿妈和诺曼阿爹,其实他们也是牙买加人。我当时认识的黑人家庭大多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或其他岛屿。
  我们对布拉什夫妇的犹太式称呼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当年的亨茨波因特区有大量犹太人,还夹杂着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后裔。凯利大街到与我家所在街区相邻的一个街区时有点弯曲,像个香蕉,所以这一地区曾多年被称作“香蕉凯利”。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盖头区”(即少数民族杂居区——译者注)这个字眼,那是欧洲人的名词。我们住在公寓楼里。外界的人常常以为纽约是个又高又大的建筑群,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彼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来。其实,纽约直到今天依然是许多街坊的集合体,街坊里的人们彼此都知道谁干的哪一行业,跟小镇上一样。“香蕉凯利”正是如此。
  同凯利大街相交的几条马路把凯利大街分成几个街区,各街区有许多东西是大同小异的。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家糖果店,店主差不多都是从欧洲移民来的犹太人;店里卖《每日新闻报》、《邮报》和《镜报》。我们街区里没有人看《纽约时报》。这些小店还卖文具、便宜糖果、冰淇淋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纽约人都知道,这种小店出售一种特殊小吃——蛋淇淋,它包括巧克力糖浆、牛奶和仿制矿泉水。一份蛋淇淋10分钱,假如你钱不够,可以只买矿泉水,“就2分钱,请吧”。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犹太人办的面包房和一家波多黎各人开的杂货铺。意大利人经营修鞋店。每10个街区有一家大的连锁商店,卖服装和日用品。还有电影院。我不记得有哪一家店铺是黑人开的。我童年时期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了自助洗衣店,往洗衣机里投几枚硬币就可以把衣服洗好甩干。我妈妈再也不需要用搓衣板为我们搓洗衣服,然后再一件一件挂到窗外的晾衣绳上了。然而,我爸爸坚持他的衬衣只能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熨。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南布朗克斯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地方,我从来不曾羡慕那些绿树成荫的小庭院。
  我父亲很宠爱我的姐姐玛丽琳。他在服装厂工作,所以总给我姐姐穿好衣服,按凯利大街的标准衡量,姐姐过得相当不错。她跟好女孩们交往,她最亲密的朋友是街角上的药店老板蒂特鲍姆家的几姐妹。我对她扮演了一个淘气小弟弟的角色。她的第一个当真的男朋友是约翰·史蒂文斯,那一家人也是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礼拜。约翰是独生子,他父母当时培养他学医,后来真当了医生。他和玛丽琳的交情是由双方父母撮合的。我的调皮点子是在他们搂搂抱抱的时候悄悄凑过去,惹他们讨厌。这时约翰就会送我一枚25美分的硬币,把我打发走。我姐姐总对我这个顽皮的弟弟生气。我逃学的时候,她常常打小报告,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密探,同时我相信她把我看作眼中钉。但总的说来,我们姐弟关系是正常的。
  那一年夏天,我8岁,我家和一些亲戚在长岛的塞格港租了几间海滩小木屋。我一个人在海滩上玩掷刀游戏,想让掷出的刀竖立在沙里,突然有一片脏东西扬起来,落进我的眼睛里。我哭着跑进小木屋,劳丽斯姨妈为我挑出了那讨厌的东西,我却哭个没完。我出去了,听到劳丽斯姨妈向吉莎姨妈说:“我真搞不明白,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哭。”我当时很不舒服。这件事说明我小时候是个淘气包。直到差不多50年之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哭,可是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我9岁的时候,给鲍威尔家丢了丑。那时我是第39公立小学的学生,从3年级升到4年级,但成了末等生,成绩是“4上”,仅勉强升级。家里的人觉得脸上无光,悄悄谈起来都直摇头。对我们这些西印度群岛后裔来说,求学是摆脱困苦、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我姐姐品学兼优,肯定能升大学,可是我连上4年级都很困难。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动力。我小时候乖巧听话,活泼可爱,成天无忧无虑,就是没有抱负。
  在体育运动上,我也不怎么样,尽管我喜爱各种街头游戏。我童年时的一个朋友托尼·格兰特统计过,我们当年玩的游戏有36种,其中包括街头棍球、街头棒球、拳球、街头拳击和“热豆奶油”等等。有一天,我在一个空地上玩垒球,瞅见我父亲走过来。我祷告上帝让他快走过去,因为那一天我很不走运。可是他偏偏站住了,看我们玩球。他站在那儿的时候,我一棒都没有打中。轮到我击球的时候,一棒打偏了,第二棒又打偏了。当时我羞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我让父亲失望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感受到一种压力,尽管那压力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我父亲很少向我说过责备的话。
  我很喜欢打风筝仗。我们把汽水瓶子敲碎装进一个大的水果汁罐子里,把罐子放在电车轨道上,让电车把罐里的玻璃轧成碎片。然后,我们把碎玻璃碴用胶水粘在风筝线上。再把两面刃的刮胡须刀片有间隔地安在风筝尾部。我们爬到公寓楼顶放风筝,巧妙地操纵它,用我们装备玻璃碴的风筝线和装备刀片的风筝尾巴,把邻居孩子从别的楼顶甚至别的街区放出的风筝线割断,让他们的风筝摔落下来,这就是我们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空战游戏。
  大萧条的日子我一点也不记得。我父母很幸运,在30年代不曾失业,所以我家没有真正挨过饿。我4岁时,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家的苦日子几乎一夜之间结束了。虽然时过境迁,但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我收集了不少小飞机模型,10分钱一个,用软木和彩色纸制作的。我常常在家里地毯上玩打仗,摆弄用铅做的小兵,指挥它们冲锋陷阵。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爬到屋顶上观察天空,看有没有德国的战斗机或轰炸机悄悄飞来轰炸亨茨波因特。我们用假想的武器扫射假想的敌人:“砰!砰!你死啦!”“我才没死哩!”童年时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曾在第四装甲师服役的维克姨父战后回家时送给我一顶德国非洲军团的黄军帽。我保存它40年之久。最后,当我从德国调回华盛顿搬家时,这帽子不见了。我相信一定是德国搬运工把它偷走了。1950年我上中学时,美国又打仗,这次是在朝鲜。战争总有点让我着迷,凡是没有嗅过硝烟味的男孩子往往都会对战争想入非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改变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读音。原先,我们按牙买加人的英国式读音,把它念作“卡林”。美国第一批战斗英雄中有个人叫科林·P·凯利,是一位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两天,他用自己的飞机撞击日本一艘战列舰而英勇牺牲,被追授卓越军功十字勋章。他的事迹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乐道。美国式的读音是把“卡林”念作“科林”,人人都这么念,从此后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凯利大街,于是就成了“凯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里,人们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说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尔从一张发货票上见到这个名字,于是就给我用上了。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它。
  我上学时上过钢琴课,可是这门课跟我无缘,不久就停学了。后来我学吹笛子。姐姐觉得笛音太尖,我又放弃了它。显然,我当不了运动员,也当不了音乐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满意足的,是在温馨的家庭中和亲人们层层关怀照顾中长大的。家庭的圆心是我父母。第二层是我的姨妈们及其亲人。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国,就是贝丽尔姑妈,她对我又构成一层关怀圈。层层的亲人从亲缘关系上说是有近有远,但都保持了亲密的交往。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这些亲人们各有特色,我有时感觉他们像是一群性格演员同演一台戏,我自己则半是参加者,半是观众。记得我们常常在新年元旦到昆斯区,聚集在多特姨妈家吃烤山羊。晚餐后,大家喝许多“艾泊顿”牌兰姆酒,跳乔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岛即兴歌。
  说到牙买加的兰姆酒,“艾泊顿”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颜色、度数和窖藏年数。在我们家如果上别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类的兰姆酒,则被认为是侮辱。“艾泊顿”牌兰姆酒,以90度(这里说的度数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75%。——译者注)的金黄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种派头,男子汉喝150度的标准纯酒。嘴里的酒味会持续一个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缓过来。牙买加人喝兰姆酒,跟东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样,是敬客和风度的象征;上酒时通常还上冰块、干姜水或可乐饮料。后来,安德鲁斯姐妹唱的歌《兰姆酒加可口可乐》成了流行歌曲,牙买加人就觉得可乐饮料过分美国化了,不再爱用它。在给女士们敬酒时,她们通常咕哝说“只一小口”,我母亲尤其是这样。我每次给她敬一盅兰姆酒,她总埋怨我给她倒的酒太厉害,酒杯太大,说罢就一口饮尽。
  小时候,我在家庭聚会上听熟了西印度群岛即兴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词的意思。长大后,我开始破译它们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双关含义。我最喜欢的即兴歌手是特立尼达的斯林格尔·弗兰西斯科,他的绰号叫“大麻雀”,是演唱这些俏皮话的能手。甚至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我还在办公室内放即兴歌录音带。我的助手们听不懂,不明白《大竹子》、《浇我花园》之类歌曲是什么隐喻。但如今在五角大楼E翼的办公室内很难听到西印度群岛即兴乐曲了。
  在我们的家庭聚会中,话题每次都会转到“回老家”。我的长辈亲人们尽管已长期住在美国,但他们说“回老家”仍是指回牙买加。“喂,奥斯蒙德,你今年回老家了吗?”“没有,没钱哪。明年一定回去。”“嘿,劳丽斯,你回去了吗?”“没有,可是我准备了一桶东西,要捎回去。”谈到这个话题,人人都沉浸于思乡怀旧之中,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教父谢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妈的丈夫,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上当餐车服务员。他也是牙买加人,可是在别人眼里,他变得“美国化”了。由于在铁路上跑了许多年,跟土生土长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岛口音也大变了。轮到他表态时,他就说:“回老家?你们这些大傻瓜坐在这里嚼舌头谈回老家。你们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咱20年没回老家,今后也永远不回去。”这时,亲人们就笑得前仰后合,拿谢利姨父的异教邪说开心。
  我们喜欢看多特姨妈和谢利姨父怄气。他俩一争论,就准像英国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一样叫人好笑。多特姨妈喜欢差使丈夫,叫他干这个,干那个。“谢利,过来跟大伙儿说说话,别整天闷在一边看电视,像什么样子!”谢利姨夫憋不住气了,就会最后爆发:“娘的!少管闲事!”我后来明白了,老两口像这样斗嘴40多年,完全出于他们之间深厚的爱。
  放暑假时,我有时到他们家玩几天。我特别欣赏谢利姨父在轮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鸡蛋和冰淇淋。这两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们的儿子弗农、罗杰和桑尼3个表兄弟凑到一起时,总是回忆起老两口多年前顶嘴的情景,笑个没完。有时候,我一个人也会突如其来地回想起这些往事,独自发笑。
  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母权社会。我爱我的姨父们,他们充当调料、笑料,偶尔也发发狠,但是大多数怕老婆。在家里说了算的是妇女;教训孩子、敦促孩子上进的也是妇女。但我父亲卢瑟·鲍威尔是个例外。他也许因个子矮小,也许因其貌不扬,也许还因有点滑稽,总之在家里是他说了算。
  1950年,我姐姐玛丽琳要离家到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市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到中央火车站为她送行,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眼含热泪强露着笑容,纯粹出于慈父心肠。他给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我看见他给别人塞钱,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他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每个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他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每逢橄榄球比赛季节,尽管我球艺不高,他也要让他的儿子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坚持买名牌货,买了一辆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我要买西装,他就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其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有一年圣诞节,我妈妈反对爸爸邀请太多的客人。她说,他每年那么干,使她十分劳累。爸爸没吭气,出门邀请了50来位客人,然后回来对妈妈说,要是她应付不了,他就雇一名厨师。
  我父亲乐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们那一带的教父式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他常常从盖因斯公司带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无钱者。在繁华市区,他不是经常都能充当善人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凯利大街才这么竭力助人。当盖因斯公司易主时,他曾经试图买一份股票,却遭到拒绝。他为这家公司干了23年,公司竟这样对待他,他认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当真想争取当一名股东,我不知道。但那以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装批发商舒尔公司工作,职位与原先相似。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门为止,这时他年岁已高,没法再谋一份差事了。
  卢瑟·鲍威尔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职位影响他的自尊心。像他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他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日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他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的态度。
  当然,人们也总会梦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么多汗就赚到钱。我记得我父亲常常在清早给我姑妈打电话,挺自信地说:“贝丽尔,今天咋样?4—3—1?嗯。只赌头号还是赌一对?OK。就赌50分钱。”然后,彩票兜揽人就来收取押宝钱。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也许会中个头彩。
  1950年,我进了莫里斯中学。原先上小学是出家门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门往右拐,要过几个街口。姐姐上的是莫尔顿重点中学。在父母敦促下,我本来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学,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可是升学导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批了“我们不同意”。莫里斯中学则是普通中学,来者不拒。
  这时,我依然是胸无大志,没有奋斗目标。我喜欢的事是跟小伙子们逛马路,“散散步”。从凯利大街溜达到163街,绕到南林阴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后回家。星期六上午,我们照例上蒂法尼剧院,看看连续剧,再加一场两片连映的牛仔电影。
  星期天上圣玛格丽特教堂,那里有我家的专用坐椅。爸爸是资深的教堂俗人执事,妈妈是祭坛管理组组长。玛丽琳在儿童唱诗班弹钢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参加衣物和食品义卖及舞会,在舞会上可以尽情地跳舞,唱即兴歌,喝一点点酒,甚至跟教士们共饮一杯。
  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间,我在犹太教堂开灯和关灯,好让安息日做祷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静的规定;做这点工作,我可以挣到一枚25分的硬币。对于教堂,我当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它们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买加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一样,都有尖顶、祭坛、教士法衣,人人挤在里面焚香跪拜、画十字。我认为教堂越高,离上帝也越近。圣诞节里,我们的威顿牧师把圣玛格丽特教堂装饰成一个神奇的地方,点着蜡烛、彩灯树、挂着彩带和花环,摆上冬青树。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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