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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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号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在过去的3周里，我已经使全营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测验，我一直在尽力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达标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能获得殊荣的士兵一般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体能训练、识图用图、导航等测试中达标。剩下的唯一难题便是3小时12英里行军。我回头看看队列不整的队伍，说：“领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坚持己见地说：“长官，除了最后几英里，一路地形平坦，我了解咱们的士兵，他们能完成。”
　　在陆军部队里我学会的一件事便是不要挫伤积极性。我随即向前后传达了加快步伐的命令。士兵们的步伐节奏像火车慢慢加速时一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见大衣解开了扣子，寒夜里照样汗流满面。几百号人的吸气、呼气听起来像一阵奇特的风。最后我们到了进入营区前的那段陡坡路。真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走完这段路的。我自己每走几百码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儿。
　　这时，在队伍的前列，先是有几个人唱起《乔迪之歌》，然后更多的人唱起来，最后整个山上都回荡起我们营的歌声。队伍通过大门进入营区时，军士们开始整队齐步走。当我们走上水泥铺筑的路面以阅兵队形走过师部时，洪亮的歌声吵醒了埃默森将军。神枪手身穿浴袍走出他的宿舍，高兴地看着部队像接受检阅一样在他面前走过。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在韩国的深更半夜里，曾经是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700人现在凝聚成了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一生中十分珍惜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个营取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的士兵人数比友邻步兵旅3个营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第二天我便回国度假，心里觉得好像是离开了这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似的。
　　如果说去年9月离开家去韩国赴任是件难事的话，那么10天休假一结束又要离开家则更难。1962年我离开阿尔玛去越南时，是一种25岁的年轻人外出去探险的心情。现在我已经37岁了。从工作角度讲，在韩国这段任职到目前为止是我最感满意的。但这次回家休假便能看出我得付出多大代价。离开戴尔镇的家里，我感到心绪杂乱，因为没有陪伴我的孩子度过他们成长中的美好时光而感到失落，因为没能承担自己那份家庭义务而感到内疚，甚至对家里没有我也能一切料理得那么好而感觉懊丧。要不是有像神枪手那样的人，要不是有另外那个大家在等着我，回到韩国去便不会有什么乐趣，仅仅是尽职责而已。
　　我返回部队正赶上神枪手刚推出的热心项目：韩国式的空手道即跆拳道。他请来韩军的教员传授要领。全师每人早晨都必须练习跆拳道。每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拳队，每人都必须获得段级，每人都必须穿跆拳道专用的白色拳服。神枪手说，拳要打得好，先得有个样儿。师后勤处长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纳税人经费中没有韩国武术服这笔钱，可是神枪手不想听任何烦人的借口。一时间，附近所有的韩国缝纫店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制成了数千套跆拳道服。我后来晋升到了绿腰带级，可是有一天我的司机一个后飞脚，踢中了我的太阳穴。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立时像锯断的树一般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时，正听见司机呜咽着说：“啊，天啊！我打死了营长。我得去蹲拘留所了！”这之后，我再没能晋升到下一个段级。
　　在一天上午的指挥官例会上，埃默森将军宣布：“我们师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达到中学毕业水平。”士兵中大约有半数达不到这个水平。许多人除了参军或应征入伍外，还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即没有对任何事执著追求过或者一干到底过。我们只得请老师，办班，帮助士兵们达到普通教育发展计划的标准，让他们最好能通过这类考试。
　　我们在乡间物色教师，聘请一些美国士兵自费带到韩国来的妻子和其他一些美国平民做教师，也选派有资格的军官和军士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利用营房、文化娱乐室和储藏室开班上课，下午3时部队从野外训练回来后，直到晚饭前，士兵们都在上课。他们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当将军问及需要补习文化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在补习时，我们报告他说有85％。他问：“那其余的15％干什么去啦？”在他看来，美国陆军和这些当兵的年轻人之间是有一种契约关系的。入伍时我们曾对他们说过，陆军会造就他们，会教给他们一些退伍后有用的东西。假如他们退伍时还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回到地方便会变成社会的渣滓。
　　尽管神枪手一直都在健身基础上推动智力开发工作，但他所领导的师险些未通过年度大检查，而事实上真的在装备保养方面没及格。经过对第二师保养计划复查，检查长的结论是第二师根本没有保养计划。埃默森对此并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是培养人而不是保养机器。
　　他鼓舞士气的做法有时让你夜里好觉难眠。我想神枪手肯定不知道摇滚乐和格列高利颂歌有何区别，但是他知道士兵们想念国内的摇滚音乐会。所以我们每两三个月就举行一次通宵摇滚音乐会。此刻，我的宿舍一直像锣鼓一样震颤着。一个年轻中尉出了个主意，把神枪手都逗乐了。在国内，人们举办“木托”音乐节，我们便把这种通宵狂欢音乐会叫作“枪托”音乐会，正好和他的神枪手的雅号相呼应。
　　春季里的一天，我正向旅部走去。注意到一个士兵头戴海盗营标饰的头盔走出旅部大楼。他身着绿色礼服，而当时规定任何人如着作训服以外的其他服装就要军法处治。他向我行礼，出于好奇，我说：“怎么了，孩子？”他说，他刚作为“每月一兵”的候选人接受了面试。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看上去很失望地说，他没有被选中。我说：“知道了。竞争是很激烈的。等下一次吧？”
　　他说：“长官，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我会做得好些。”这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你什么时间得到通知的？他回答说，今天上午。我生气了。不是因为我们营丢了一个荣誉而生气，而是因机关工作粗心使得一个年轻人从可能的胜利者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获得承认，反而遭受淘汰。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论怎样，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在旅部办完公事以后，一回到办公室，我便叫来军士长佩迪格鲁。我向他了解我们营是怎样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的。原来全是碰运气。我说：“打仗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我们绝不把毫无准备的士兵投入战斗。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也是一样。今后绝不允许再出现盲目派人参赛的现象。”我命令佩迪格鲁召集所有的上士开会，制定了每月从全营士兵中推选最佳士兵的制度，并留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为参赛做准备。此后，我们连续5次赢得了“每月一兵”的称号。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大事上成绩卓著，他就必须在小事上注意习惯养成。争优秀不在于破格，而在于有个锲而不舍的态度。我的信念，要从每一件具体的事做起，例如争取“每月一兵”的称号，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当考虑出兵越南、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巴拿马、海地或其他什么地方时，就要目标明确，准备打胜，否则就不要介入。
　　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少校衔级以上的军官得不到奖章。他的解释带有他个人特有的直率：“我不赞成给高级军官授奖章。校级军官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得好，就会得到一份评价为优秀的鉴定报告。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互相写无聊的吹捧材料上。别浪费秘书们的时间。”
　　基层军官仍然被授予奖章。军士也一样。更多的奖章是授给士兵们的。在埃默森看来，这些青年人失去了在中学校足球队当四分卫的机会，也不能和啦啦队长约会，又没机会当选学生会委员，生活中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是他最终使他们成为某方面的胜利者。新调来的军官，了解到神枪手的看法，便大为吃惊，尤其是对校官不发奖章的政策，因为这和他们以前的情况，特别是在越南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然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很快，奖章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空洞的嘉奖令、人为的压力不存在了。我们埋头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一些人仍有怨言。在其他部队任职、在其他司令官手下工作的军官，提升时晋衔委员会还是要考虑立功受奖情况。但我目睹过越南战争期间的奖励过多过滥现象，并且认为改革必须从某个单位首先开始，因而我支持神枪手这一大胆明智之举。
　　1974年秋，我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不是埃默森将军的宽宏大量，我的军旅前程很可能就被断送了。9月里的一天晚上，为我举行的送别晚会在“海盗”营的军官俱乐部开始了，大家都很文明礼貌。恰巧，第二航空营营长R·牛顿中校也在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来到飞行员的高空俱乐部。为获得该俱乐部成员资格，必须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里圆满完成做爱动作，或表明并让大家相信（因为很难找到证人）已完成该动作。
　　酒过三巡之后，我们联合聚会的一群人便朝较为正规的师军官俱乐部走去。到那儿时正巧遇上新近才开展的一种社交活动。美国的一些单身女性居住在汉城，她们中大部分人是教师或是军方聘用的文职人员。师部机关邀请她们到凯西兵营来，此举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美陆军第八集团军军部以外的地方也有彬彬有礼的军官。女士们在凯西兵营照样能找到理想的约会对象，甚至未来的丈夫。
　　这时，我们一群人蜂拥而入进了师军官俱乐部。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要算俱乐部主任R·H·瓦格纳少校在事后报告里讲得最清楚：“当我来到酒吧时，看到两名军官坐在自动电唱机上。我请他们下去……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师人事处长指出，第二航空营和第三十二步兵营之间可能会出乱子……正当这时，有四五个军官抓住鲍威尔中校要把他扔过吧台。这引起一场群架……有15至20名军官参与……不明身份的一名军官被抛过吧台，砸碎了许多瓶子……此时，武斗变成口角，争吵步兵和航空兵哪个兵种本领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难说是高品位的，因为女客人就在酒吧的另一头儿……一名军官举起桌子摔在墙上，接下来他们便随意摔砸酒杯……酒吧入口处的旋转门也被毁坏。柱球桌被翻倒过来。牛顿中校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鲍威尔中校似乎还能控制住下属军官……我的判断是，事件是由第二航空营的成员挑起的。我建议不妨把高空俱乐部的名称改成青年俱乐部……”
　　第二天早晨，我的头还觉得嗵嗵直跳，副营长就把营区副司令官C·W·沃尔多罗普中校一封刚打好的信拿给我看。信中详细地列出俱乐部的损失价值411。40美元，将由我营和第二航空营共同赔偿，赔偿金必须在当日16时前交付。我给牛顿中校去了电话，他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我通报了情况，然后说：“要公平地分担赔偿费，我的人付100美元，其余的由你们赔。”牛顿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未表示异议。
　　我早上通常都在营餐厅和士兵们一起吃早饭。这天早晨，我觉得最好到师餐厅去吃早饭，顺便看看埃默森将军的脸色如何。神枪手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下属军官中有几位带着乌眼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或肿胀的嘴唇。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一丝苦笑。我们支付了所承担的那部分赔偿金，这场幼稚的闹剧就结束了。
　　今天的陆军已经不同了。类似这样的不当行为——虽然不能和泰尔胡克事件同日而语并且不直接涉及任何女性——如果发生在今天，有可能会招致纪律处分，结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军旅生涯。一旦消息透露给一些善于造声势的记者，这场闹剧很可能会见于某大报的报端或上电视新闻，当然也就会让埃默森丢了乌纱帽。但当时的韩国是被人遗忘了的前线。没人关注我们。陆军中几乎没有女性，像凯西兵营这样的前哨基地女性就更少。坦白地说，大家的行为有时的确像禽兽。不过，对于孤独、烦闷的士兵们的不当行为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多年的报国献身是片刻的愚蠢举动所抹煞不了的。
　　直到最后，神枪手还有不少惊人之举。在我卸任前几天，他把我叫去说，他要我们营试一个新的体育项目，战斗式篮球。乍听起来，这不会像战斗式足球那么要人命，但一听他细讲起来可不得了。打法是一方出20人，目的和常规篮球相同，要把球投入篮环内。不同的是，除了传球、带球以外，还允许踢球、滚球、把球抱在怀里或像美式足球那样冲跃。阻挡和铲球也同样允许。为了使更多的人有表现机会，场上也同时打两只篮球。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但是这完全符合埃默森将军的体育哲学。常规的集体运动项目规则严格，突出明星。在什么招都能用，击打擒拿不限的运动项目上，专门训练的技巧便无足轻重。体重96磅的瘦人可以轻易地绊倒县级队6英尺高的大汉。在战斗式足球场上，人人都是四分卫。在战斗式篮球场上，每个人都是前锋、后卫和中锋。神枪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参与。首场战斗式篮球赛是在一所大型钢梁拱形活动房屋里进行的。拱形钢梁固定在硬木地板上。我丝毫不敢大意，在出口处设置救护车和医疗队，以防开赛之后场上队员碰到钢梁上（我可以想象得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陆军部长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扣篮时不幸……”）。一场混战下来，战斗式篮球的历史便告结束了。
　　神枪手希望我延长任期。一时间我还真动了心。但是此刻家庭的牵挂太大了，而且我梦寐以求的另一份工作在等着我。不过，当这一任职期满时，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前两次部队任职是连级，而每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给我留下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在后来的11年里，我担负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这些也没能使自己感到存在的价值。我的愿望是当一名能干的步兵指挥官，而且相信自己是这块料。在韩国任职期满后，我才真的从内心里感觉到这一点，一切自我怀疑都荡然无存了。
　　我知道在我将指挥权移交给下任营长时不会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我到任时相比，我离开韩国时的礼仪更为简单。当时我们正在罗德里格斯靶场进行演习。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握了握继任营长的手，将军旗交给他并向他祝贺，然后登上直升机便返回了凯西兵营，接着就启程飞回国。没有奖章，没有演讲。不过神枪手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他免去了一些花架子，却给我写了一份成绩优等的鉴定报告，其结论说我是将级军官的材料。
　　我可以把他偶然的过分做法进行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毕竟重要的是看结果。当我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工作时，全师的无故缺勤减少了50％，服役期满后再次应征率上升近200％，虽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时会大打出手，与种族有关的闹事基本上杜绝了。神枪手晋升为中将，退休前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他的许多创造发明，是在韩国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形成的，也许经不起新时期陆军的检验，经不起军法署的检验，也经不起新闻界或者说国内的卫生勤务部门的检验。然而，他很有鼓动性，他具有了解普通士兵的本领，他给基层官兵以自豪感，尤其是给那些在生活中很少体味到自豪感的士兵们以光荣和自豪感。
　　神枪手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不变的个性。他当了第十八空降军军长，职位高了，房子大了。他觉得自己身居这样一个高位需要有一位夫人。他记起了曾见过一面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名字。他找到了她，爱上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步紧接一步，很快向她提出求婚并达到了目的。阿尔玛和我应邀参加了他在麦克奈尔堡举行的婚礼。吉亚纳斯塔西亚被特意请来主持仪式。吉神父选用了迦南婚礼上所用的一段美好的祝福，同时又穿插了不少有关与神枪手在韩国一起服军役时的佳话。令所有宾客吃惊不已的是，神父刚一离开讲坛，将军就大步登上台阶。他站在讲坛边大声说：“大家听见了没有？”教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新郎接着说：“大家听见这位上帝的美好使者关于韩国的事说了些什么吗？的确，他跟我在一起，是‘热爱生活’计划的重要成员。”神枪手目光炯炯，脖子上的青筋高暴，接着发表了一通鼓动“热爱生活”的演讲，就像给第二步兵师训话一样，忘记了面前是他的客人，只是没用那些粗话。他那既有修养又有艺术风采的新娘没有料到自己嫁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军人。
　　要不是在德国有米勒“红脸”和巴雷特那样的人；要不是在德文斯堡有艾伯纳锡和斯迪威那样的人；要不是在越南有格蒂斯那样的人；要不是在韩国有神枪手埃默森那样的人，也许我早就离开陆军了。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趣、品位、神韵、情感和气氛，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回想20多年前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在韩国服役那段时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从旧历史时期的陆军过渡到新时期的陆军；从由应征、应募人员过渡到由全志愿者组成的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军队；从仅有少数女军人的陆军过渡到有很多女军人的陆军。它标志着酗酒、闹事以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全男性文化的结束。再也不会有几百名士兵声嘶力竭地唱着无聊的《乔迪之歌》穿过营区的事出现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在文雅讲究的陆军取代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当老派步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往日的陆军比现在好吧？不。今天的军队更好！正如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波斯湾的“沙漠风暴”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没有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已在前面较详细地列举了不少。事实上我曾对自己发过誓，我退休以后绝不说“在过去我们可不是那样干的”。然而在深夜，当我的思绪游荡时，我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我回味着那强烈的战友情谊，压不服的个性，小马驹般的激昂士气。我也认识到，30年以后，今天的中尉、上尉也会两鬓斑白，也会朦胧中回忆他们“往日的‘陆军’”。我为自己参与了领导创立新型的陆军而感到骄傲，正如我为自己曾属于那个需要改变的往日陆军感到骄傲一样。我在韩国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后回到了家，说那一年最愉快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事，也因为那些经历此生不会再来。
　　即将离开韩国之前，我把阿尔玛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捆扎在一起。有一封信当时读后并无特别的反应。后来再读它时却感到它包含着一种神奇的涵义。阿尔玛1974年8月13日在来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就要遇上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你在五角大楼来来去去的，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在戴尔镇共度一生……我说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总觉得有某种大事，令人兴奋的事将要发生。”
　　第09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我还在韩国时，有5位将军在华盛顿开会研究挑选出一批陆军军官送军事学院深造。我幸运地被选中了。陆海空三军都有各自的声望极高的学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陆军军事学院。选拔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贝克顿中将是我的一位导师，他认为我应该去位于首都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家军事学院。国家军事学院堪称军事教育系统的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约140名学员，从军队的各军种和地方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额选拔。贝克顿自己就是国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当我在韩国完成12英里行军唱着《乔迪之歌》时，国家军事学院对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我接到被选中上国家军事学院的通知时，正在野外实施师长导演的实弹战术演习。1974年9月我回到美国，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正经历一段奇特的插曲。几个月前，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刚刚辞职，正巧我赶回家时，尼克松的后任G·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我记得当我决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韩国去赴任时说的那句话：这一切都会一阵风吹过去的。
　　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