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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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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在这儿原地踏步消磨掉这9个月，可是负责人事、后备役和后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却另有想法。我刚一走进门就听他说：“鲍威尔中校，我们在国会遇到了难题。我们需要对军方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过去几年我们一直不能按时完成。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要及时交给我一份预测报告。”
我生来第一次开始和五角大楼的职业文官们共事，上司是欧文·格林伯格，一个真正的内行。递交给国会的报告必须包括每一军种所需的兵员情况，因此如何把4个军种的材料搜集上来，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当然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随着工作的启动，我发现空军的反应最快，作为最年轻的军种又习惯于超音速，这并不令人意外。海军陆战队编制最小，对每一个编制员额都斤斤计较，好像打仗一样。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海军最为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陆军的表现呢？实实在在，靠得住，但不那么富于想像力。
直接体验军种间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是上了重要的一课。有朝一日处理各军种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可能成为我的本职工作。初次接触便使我认识了这个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军种间的竞争既能产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要维持恰当的平衡。
那几个月里，我像狗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样，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后终于提前向国会呈上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去国家军事学院学习了。
上国家军事学院之所以令我高兴，一是因为这是关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还继续住在戴尔镇，我每天乘车去麦克奈尔堡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华盛顿军火库。国家军事学院所占据的这座1907年建造的建筑物带着一种威严。进了宽大的正门，就来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层圆形建筑中央，四周是有栏杆的圆形长廊，屋顶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砖色建成的圆形拱顶。整个楼里有一种类似林肯纪念堂般的肃穆气氛。刺杀林肯的密谋者就是在附近被处绞刑的，据说他们当中一个名叫玛丽·萨拉特的鬼魂经常游荡在附近一座建筑里。
在军事学院里，我们无须回答多项选择那类机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必参加考试。历史、政治、外交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与开发学员的智力，而不是教他们掌握技术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纪油画上的医学院那种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听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外交家、学者、军种指挥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权威。他们向我们介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其中有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下午，我们上选修课，课程有未来学，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激进派意识形态等。
这段时间在国家军事学院学习，时机很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内省（探究什么地方出了错）产生了活跃的研究气氛。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着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起来。
那位博学的普鲁士人K·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写的《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克劳塞维茨写道：“任何人，或者说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并如何达到目的，那么就不能发动战争或不应该发动战争。”① 越南战争的第一大错误正在于此。接下来便是克劳塞维茨的第二条原则：必须由政治领袖来确定战争的目标，由军队来完成这些目标。越南战争中，政治领袖和军队都希望对方提出战争目标，而双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标。最后一条，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是人民贡献着他们的财富和儿子，今天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必须确信牺牲是值得的。随着越南战争久战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性支柱倒塌了。克劳塞维茨给予我们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军人，尽管高度爱国，勇敢，有才干，也仅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没有三足——军队、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同级的、有时还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同龄人中间。此外，还有邻居、亲戚等。而H·厄尔曼却没有这种限制。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他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主宾是马默杜克·G·贝恩海军中将，他的职务是国防大学校长，国家军事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隶属于国防大学。在我的圈子里，少校一般都不和将军们喝酒聊天的，可是厄尔曼却这样做。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原来他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一名学员。
在国家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妻子允许旁听选修课。朱丽安常来旁听她丈夫的课。她常和我坐在一起。华盛顿的下午让人感到困倦，很难不打盹儿地听完“布匿战争给予我们今天的教训”这一课。多年以后，我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时，厄尔曼夫妇应邀参加我的50岁生日聚会。到了我做简短讲话时，我把朱丽安招呼到身边，她跟我是同一天的生日。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向大家透露说，当我在国家军事学院读书时，她和我曾一起睡觉，讲到这儿我有意停顿了令人难熬的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是在听她丈夫的课时。”
1976年2月，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学习时间过半时，我提前晋升为上校军衔。许多无可挑剔的可敬的职业军人到了这个级别便到了顶。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大发展。当时的军队遵循严格的职业原则：不提升就退伍。这个制度是严格的、极富竞争性，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残酷得多。那些不能晋升的人也不能在原级别上泡时间。如果一个军官任职期满，在同一级别上两次失去晋级机会，他就只得退役，为下一代人空出位子来。级别越高，竞争越激烈。在最初的100名职业少尉军官中，最后恐怕只有一个人能晋升到准将军衔。
我对于自己职务晋升的期望总是持审慎态度。然而，在我提前晋升上校之后不久，我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国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我要被任命到驻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一○一空降师第二旅担任旅长职务。在军事学院晋升上校军衔的同班同学中我是最年轻的，而且仅有2名陆军军官将出任旅长，我是其中一个。在韩国，我指挥的是由700人编成的1个营。今后，我将指挥3个营，共有2500人。即使是慎之又慎，看到这种种迹象——国家军事学院深造、提前晋衔、即将任旅长，不能不令人想到我可能有希望进入高层，有可能当将军。当然，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一空降师素有“呼啸天鹰”的雅号，是一支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部队。在国家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我将去那里任职，为此我兴奋不已。第一○一空降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始建于1942年中期，由撤编的原第八十二摩托化师的5个伞兵团组成。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发起前一天正在与涂黑了脸的伞兵谈话，那些伞兵就是第一○一空降师的。在“商品菜园”行动中，第一○一师空降到荷兰，他们被写进了《夺桥遗恨》这本书并以同名搬上银幕，因而名垂青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最后攻势中，巴斯托尼被包围，德军要求美军投降，一○一师师长A·麦考利夫传奇般地答复说：“呸！没门儿！”第一○—师在越南也打出了名气。
万万没想到，我遇上了麻烦。我要去接替的是弗雷德·马哈菲上校，他也是德普伊的门徒，官升得比谁都快。大多数人在他不幸去世之前都猜测他有朝一日能升任陆军参谋长。第一○一师师长约翰·威克姆少将打电话告诉我说，马哈菲要晋升准将并会立刻离开第二旅。马哈菲的提早离任，意味着威克姆要马上任命别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他不能等两个月，待我毕业后再到职。我对此很感苦恼，但同时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国防大学规定不得提前离校。国家军事学院院长是空军少将詹姆斯·默菲，他的上级是国防大学校长海军中将贝恩。我向默菲解释，如果我不提前离校，就将失去这一职务再重新排队等待。默菲表示同情，但他重申了学院的规定。我必须学完课程，然后到国外考察，最后回校毕业。
我看到了一线光明，由于我曾作为白宫研究员到俄罗斯和中国进行过考察，也许我这次可以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去一○一师的驻地坎贝尔堡考察怎么样？“嗯，”默菲说，“你就这样办吧，然后再回来提交课终报告并和同班同学一起毕业。”
我和威克姆少将取得了联系，请他为我保留那个空缺的职位。与此同时，我连忙到步兵人事处去走后门，不巧又碰到障碍。他们不允许我在正式隶属国家军事学院的情况下以执行临时任务身份接受部队指挥权。那么好吧，我说，派我正式到坎贝尔堡任职而把回国家军事学院改为执行临时任务吧。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鲍德温会为我骄傲，马利克也会的。
我把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汇报给默菲将军。他说：“注意一件事，返校时切记要把伞兵靴和一○一师的徽章留在坎贝尔。我们大可不必把这次的安排张扬出去。”我没带家属，一人前往坎贝尔走马上任。6周后又返回国家军事学院正式毕业。
那些年，华盛顿地区房地产业的规律是凡是涨价的就要一直地涨上去。戴尔镇的房子住了7年之后再卖掉时，卖价大约是当年的两倍。阿尔玛已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既然她的丈夫现在是指挥一个旅的“鸟”① 上校，我们也该享有近似豪华的军队住房了！
像往常一样，我们全家老小从华盛顿开车去坎贝尔堡，这次开的是一辆形如怪兽的“克莱斯勒”，这辆车是花50美元从国家军事学院一个同班同学比尔·布拉姆利特手里买过来的，平均7英里耗油一加仑。坎贝尔堡位于跨越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界的一片旷野，从纳什维尔向北约一小时的汽车路程。我们按照指路牌的指引来到了科尔花园，这是将级指挥官以及旅、营级指挥官们居住的地方。开进住宅区，我们驶过一座用圆木建成的高级宅第，那就是威克姆将军的家。阿尔玛以羡慕的神情瞪大了眼睛。接着又驶过一座小巧的凯波哈特式房屋，这种房屋以提出军队住房法案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而得名。接着又是一座座清一色的凯波哈特式房屋。阿尔玛的眼睛眯缝起来了。原来这些房子才是旅长和营长们的住房。我们在分配给我们的那座房子科尔花园1560号前停车。3个孩子像是从铁笼子里放出的小老虎一般从车上跳下来，到房子四周去探险，而阿尔玛和我则进了房子。
阿尔玛说：“不错，和你当上尉时在本宁堡住的那座带硬木地板、洗碗机和空调机的房子一样，只不过这里是塑胶地板，没有洗碗机，也没有空调，而你现在是上校。”她接着问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说的那种漂亮房子住呢？”
我说：“快了。”
威克姆曾在五角大楼为两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担任过军事助理，因此被一些庸俗之辈诬蔑为“政治将军”。威克姆还要面对另一种偏见：他现在的师长职务通常都是由飞行军官担任的。我在师部见到他，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头发暗灰，神态平和自信。他动作敏捷得令我吃惊。在越南，越共把一个炸药包扔进他的掩体，他受了重伤，在陆军医院住了一年多。威克姆将军尽职尽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
威克姆的副手，我的顶头上司韦尔顿·C·霍尼卡特准将是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同班同学。他绰号“老虎”，是个天生的勇士，越战时的英雄。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陆军部队里，他恐怕是最能说粗话的一个。我去报到时，他出来迎接我，并说：“鲍威尔，除了在利文沃思堡时以外，我对你是他妈的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欢迎你到一○一师来，我们是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狗娘养的最棒的部队。”他坐着而我站着，便开始介绍师里的情况。“我们有3个步兵旅，你那个是该死的最后一个。你有金泽尔——阿瑟·金泽尔中校，最好的营长，负责领导你的五○一步兵营。不过你的五○二和五○六营在全师是垫底儿的。收拾收拾他们。就这些，滚出去吧！”
“谢谢，长官。”假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陆军里的“老虎”霍尼卡特这样的人，也许会感到不安，然而陆军部队里这种类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调味儿的作料。威克姆将军的参谋长“野火鸡”克罗泽上校也是个值得回忆的人物。他的雅号是取自他所喜欢的一种酒的名称和他那灼人的热情。五角大楼派他到坎贝尔来被认为是让他退休前平缓的过渡。可是，他却被任命担任参谋长这一要职，因而他的盛名更加发扬光大了。在坎贝尔，威克姆远见卓识，霍尼卡特和克罗泽善于用鞭子让下属服从。幸运的是，我们有2名军官扮演牧师的角色，他们是负责保障的副师长查克·巴格纳尔准将和负责营区管理的资深军官阿瑟·罗姆巴迪上校。当强制执行命令者发号施令大发雷霆时，巴格纳尔和罗姆巴迪则和风细雨地晓之以理。只有卓识远见、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强制命令虽然会使卓识远见得以实现，但却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好的牧师会修补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运的是，在坎贝尔堡，扮演这三种角色的人一个不缺。
第一○一空降师担负着一项独特的任务——实施直升机机降突击。威克姆将军是这一战术的倡导者。我们师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轻步兵营和直升机营协同作战的部队。直升机营可以将步兵营投送到战场各处。我们是空中机载部队，但不是伞兵，当然也绝对不是重装甲兵部队。因此，我们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恶评。伞兵把不能跳伞的机降兵称作“带腿儿”的部队，这肯定不是恭维话。重装甲兵则说，在战场上搭载像直升机这样弱不禁风的玩意儿，用不了5分钟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们的使命将证明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回师德国”是1976年秋即将举行的演习代号。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演习，美国想向北约盟友们展示，我们能够迅速增援欧洲大陆。这一年，一○一师将要参加“回师德国”演习，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长的身份再到18年前当小少尉时的地方故地重游。
一○一师的3个旅有两个旅要去参加“回师德国”演习，一个旅留守执行国内勤务。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们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国内。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后决定，我们不打算在那两个旅回来时净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我们也要给他们来点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击学校对于我们直升机部队来说，就像跳伞学校和伞兵的关系一样。我决定首先从我做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通过空中突击学校课程。当时，我们旅级指挥官当中还没有一个通过体能测验被空中突击学校录取的。我到负责测验的军士那里报了名，然后完成了俯卧撑、下蹲、引体向上和通过障碍。结果只有最后一项因差0。1秒未达标。一周之后，再次测验时顺利地通过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唯一的高级军官，从直升机中腾跃而出，并且要完成12英里强行军，对于39岁的我来说，感觉就像一位老人跃跃欲试地想参加大学足球赛。
我获得了空中突击队员证章之后，就把营长、连长和机关参谋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未达到空中突击队员的标准。”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证章，接着说：“10月30日那天，我们集体合影拍照时，谁如果没有这枚证章，他就不再是我们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里的3名牧师，告诉他们也应报名参加空中突击队员课程训练。为了让他们更心安理得地训练，我命令除周末时间外，锁闭教堂。我提议说，牧师应和部队在一起，部队不能总去教堂。浸礼会教派牧师表示异议。他对我说，他从军不是要扮演突击队员。我说如果他想安抚我的士兵，他就必须和其余军官一道完成空中突击队员训练课程。他勉强同意了，但第一周训练腿就骨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拆除石膏。“问这干吗？”他问。“你好完成课目呀。”我回答说。后来他想法调到别的旅去了。
6周以后，我们师的其他单位圆满完成演习任务从德国返回。威克姆将军表示对我们在他外出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特别是全旅军官100％取得空中突击队员资格。因为他不愿让我们旅感觉像是灰姑娘，便让克罗泽督促我为下属的突出成绩申报奖励。我上报了几个人。我毕竟是属于神枪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张给军官奖励。通货膨胀引起货币贬值，奖励泛滥会引起奖章贬值。我自己得到的奖励就是我所学到的经验。如果你真的关心部下，那么你就应培养他们，使之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来到坎贝尔度1976年的感恩节。母亲倒是乐于关心他的孙子们，也乐于在厨房帮助阿尔玛，但是父亲来到坎贝尔堡是要见识一下这里，也想让这里的人见识一下他。我让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从不离身的浅顶软呢男帽，让司机开上吉普车，拉着我们在整个营区兜了一圈。因为父亲一生未听到过枪声，我便带他到M…16步枪射击场，好让他看看他儿子是以什么谋生的。我们还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和威克姆将军一道观看师的拳击比赛。父亲坐在第一排，好像从来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样子好像和将军们生来相熟一般。
我想让父母亲再体会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旅仍然沿用着旧式的连队食堂。我们鲍威尔一家就到连队食堂去吃感恩节晚餐。我们在指挥官餐桌入座后，炊事员就端上了配有各种作料的火鸡。进餐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离开餐桌。我转身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和炊事员交谈，然后握手，夸奖他们做了美味丰盛的饭菜。而后，他像布雷德利在诺曼底登陆前看望部队一样，在食堂里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与人寒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亲全然镇定自若，他从不因级别、地位和礼仪规格而感到胆怯。父亲无论在哪儿都随遇而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厨房凑近阿尔玛悄声说：“鲍威尔会当将军的。”阿尔玛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将军谈话嘛！
第二天，我开车送家人去纳什维尔机场。走进候机大楼时，父亲这一次没再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惊小怪。他的步伐节奏慢了，表情稍带倦意，他老了，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将军有几件热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恒温器。在那能源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的年代，将军规定了一条不容违反的纪律：营区所有营房内的恒温器必须定在68华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现代化的密封良好、采暖均匀的建筑，这个温度是相当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还住在二战时期建造的无密封条件的两层营房里，每幢楼只在一层的一角设置着一台燃油锅炉。床位靠近锅炉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证的68华氏度，离锅炉越远，恒温器上设定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师值班军官都要现场抽查，如果谁变动了恒温器的设定度数，旅长必须亲自向威克姆将军做出解释，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好。每当我站在第一○一空降师师长面前解释为什么我部下的营房里有一个恒温器被发现设定在炎热的73华氏度时，便感到从未有过的愚蠢。
官兵之间展开了一场智斗。这些士兵随时准备在战时为国捐躯，可他们却不准备在平时挨冻。他们继续调高设定的温度。我们把钢质弹药箱装在恒温器上，然后在箱外边上锁。开始时，士兵们把箱子撬开。当从事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被抓住并受到惩处后，更为狡猾的人便配制了钥匙。
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更高的学位，上过指挥与参谋学院。甚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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