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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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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部的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闻周刊》称我是哈罗德·布朗手下的一个“奇才”，被派到能源部来进行能源领域的“思想品德整顿”。哇！
我要重返陆军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前海军部长小格雷厄姆·克莱特被调去接替邓肯任国防部第二把手。克莱特要我当他的军事助理，与克莱特现在的助理、出色的军官——杰克·鲍德温海军中校一道工作。由于克莱特是五角大楼中海军那一边的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位从海军来的助理，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认为把一个陆军的人放到克莱特身边从策略上说是有好处的。我的逃脱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莱特那年67岁，有点老派绅士遗风，有时爱抬抬杠。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过文书，后来成了华盛顿的一位很棒的律师。不过，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当南方铁路的经理时取得的。火车是他最爱的东西。他收藏有价值连城的玩具火车，其中有许多是19世纪的。他把它们展示在乔治敦的家中，从地面一直摆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见到克莱特还是在他当海军部长、我为邓肯工作的时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预定要大修，修理用费相当贵。海军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做这件工作最省钱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修船厂。作为海军部长的克莱特同意了这个建议。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此人并不总是像他在公共场合那样的谦谦君子）听说了这个决定后，打电话给邓肯，说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发生了误解。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向费城人民保证，“萨拉托加号”一定会在他们的造船厂重建。所以请务必这样办。
很讲究实际的邓肯把我叫去，对我说：“我希望你到什么地方躲一阵，回来时给我拿出一个在费城而不是在诺福克检修这艘船的理由。”由于我根本没有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更没有造船方面的经验，这对我来说，只能是一次搞创作的练习。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几天后把一份3页纸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论证报告交给了邓肯，说明为何要在费城重建“萨拉托加号”。
后来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莱特怒冲冲地闯进邓肯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地把我的报告摔到邓肯的桌子上说，他的海军专家们对于在哪个造船厂重建“萨拉托加号”最合适已做了行家的判断，而且他支持他们的结论。他是海军部的部长，没想到他的意见竟遭到否决。他说：“将来还得我到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去解释，我已经建议到诺福克去修船之后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邓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静下来，然后说，咱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懂得比赛的规矩，当局希望在费城修嘛。
克莱特气呼呼地把我的报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的海军分析人员再提一个与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截然相反的建议。国会中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听到消息后大骂政府。而且，正如克莱特所担心的，他得到国会山去为海军部的新立场辩护。令我惊讶的是，他把送“萨拉托加号”到费城去修理的理由讲得那么有说服力，你简直想不出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克莱特是个老律师，他懂得这一点。“萨拉托加号”驶往费城造船厂那天，蒙代尔副总统就站在舰桥上。
1980年4月24日是个星期四。华盛顿天气晴和，阳光明媚。我像平常一样于早上7点钟来到办公室。克莱特已经来了，他显得心事重重。那天早上，我感到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有一股紧张气氛，而且越来越浓。开会时，克莱特不一会儿便溜出去，走进布朗部长的办公室。他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部长不希望让军事助理们参与这件事。”但并未说明“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那天晚上，我驱车回家时也和所有上下班的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早上7点钟，一群来得早的人围在副部长办公室内的一台电视机周围，观看面色苍白的卡特总统解释头天发生的事情。总统说，曾尝试解救被一些伊朗“学生”扣押、并被关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达5个月之久的53名美国人质。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我决定进行这次营救行动的，”卡特总统继续说，“在出现了问题时也是我决定取消的。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过了一些时候，有关这次行动的细节才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这项代号为“沙漠一号”的军事行动动用了8架海军的RH…53直升机和6架C…130“大力士”式运输机。飞机上载有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的突击队，其中主要是陆军的伞兵。原计划他们先飞往伊朗偏远的大盐漠——卡维尔盐漠。然后这些直升机接着再飞往德黑兰附近的另一个转运区。在那里，为美国工作的特工人员提供卡车，把乘直升机来的突击队员运送到美国大使馆，以制伏守卫在使馆的伊朗人。事成后，直升机再从隐蔽地飞出来，落在大使馆的院子里，让被解救出来的人质上去，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先行攻占了的机场，从那里再转乘C…130运输机飞向自由世界。计划制定者估计，要顺利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至少需要这8架直升机中的6架。但是，在到达卡维尔盐漠的会合地点以前，就有两架直升机因技术故障而抛锚，还有一架在到达之后液压系统出了问题。收到这些消息后，卡特总统当即决定中止这次行动。起初“沙漠一号”行动的失败被认为是个技术故障，并没有成为人所共知的难堪事件，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不幸的事情随后便发生了。当剩下来的一架直升机进入一个加油阵地以便加油返航时，它的旋翼撞到一架C…130飞机的机身上。两架飞机同时起火。引起机上的弹药爆炸，有8人当场被炸死，4人严重烧伤。
在此之前，关于“沙漠一号”行动我未听到丝毫风声。然而，我在越南、韩国和一○一空降师中有过太多的有关直升机操作的经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行动的计划和实施情况时感到十分惊讶。直升机的性能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要执行一项对人员和机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要确保还能有6架可以飞的直升机来完成非常困难的第二阶段任务，8架直升机是远远不够的。“沙漠一号”行动还错在依靠的是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人员组成的“解救”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的人员是专为执行这次任务而临时凑在一起的。在执行任务时，一个军种的人开的是另一军种的直升机。另外，指挥、通信、天气预报以及安全系统的薄弱也是造成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闯入伊朗沙漠的军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还不够。结果造成了这次失败，一些军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斯上校说得好：“若从一支部队中抽出几个人，使他们同另一支部队的一些人组合到一起，并让他们使用别人的武器装备，那就别指望能组成一个高水平的战斗集体。”
后来，在我成为最高级别的制定作战计划的负责人之后，我牢记着贝克威斯的这番话。你必须计划周详，进行相互配合的训练，使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准备好你所需要的甚至远远多于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如果事先让我来评价“沙漠一号”行动的成功机会，我认为只有1％。以这样的成功机会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只能算是匹夫之勇。这次失败无疑是对卡特总统政绩的致命一击。
我还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在与公众的交流方面也是一大失败。为了发泄我的不满，我写了一篇题为《灾难处理指南》的讽刺杂文，内容如下：公布事实要慢，一定要比已经向公众泄露的速度慢半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披露全部情况；强调顺利的部分，婉转提及出岔子的地方；如果有谁暗示你判断不当或犯了错误，一定要表示愤慨；除了你自己讲的事实，对其他事实一概予以否认；指责批评你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最后，由最高层泛泛地承担责任，把每一个犯有错误的下级都洗刷干净。
我们的文职领导人最终认识到未来杜绝类似“沙漠一号”行动的必要性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还要早。几年后，美国国会于1987年不顾国防部的反对，颁布了一项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将军领导的特种作战司令部，专门负责“沙漠一号”行动所欠缺的那种计划、协调和监督工作。在恢复巴拿马民主的“正义事业”行动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我们会看到这一改革是多么行之有效。
后来的8个月我继续为格雷厄姆·克莱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的所有上司——凯斯特、邓肯和克莱特——我全都喜欢和钦佩。因此，当1980年的选举日临近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在1976年的时候，我是支持卡特的，这一次却不能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美国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质的丢脸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沙漠一号”行动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个灾难。应当承认，国内安全状况还不算太坏。在哈罗德·布朗主持下，几乎所有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都已开始，到海湾战争爆发时这些系统业已成熟。这项开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劳应当记在布朗的一位下属、国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长威廉·佩里的头上。佩里自己后来当上了国防部长。但是，总的来说，卡特主持下的白宫的摇摆性不能使军界感到安心。放弃B…1轰炸机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减力量的措施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以致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前往国会去抱怨陆军已经成了“空架子”，从而使里根那一派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竞选题目。卡特撤销了裁军计划，开始加强国防力量，但是已经太晚了。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会有一个东西方关系和谐、使我们可以放松防务的时代到来，是多么的天真！
在我看来，军士长罗伊·P·贝纳维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军人是多么不重视。贝纳维德斯由于在越南作战勇敢而荣获了陆军二级最高奖赏——杰出服务十字勋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间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种部队士兵的性命，其间他本人受伤9次。几年之后，在审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战的证据之后，给贝纳维德斯的奖赏又提高了一级，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这种最高军事奖章是由总统亲自颁发的，这样做在当时也会提高部队的自尊心。但是卡特总统却没有来把奖章亲自挂到贝纳维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选票上罗纳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个钩，寄回纽约。我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在总统选举中是从不投票的，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让自己对自己的总司令表示任何倾向性。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投票时没有一边倒。我表示自己没有党派之见的办法是在投票时打破党派界限。
罗纳德·里根轻而易举地当选了。在五角大楼里我们正在等待着另一个人选的产生，即谁将是下一任国防部长？选举结束后不久，里根的一个过渡班子来到国防部。军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诉过我，这种过渡是可以预料的。获胜的少壮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门，急急忙忙对一些“大跛鸭”（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译者注）作些礼节性拜访，然后就像躲避麻风病一样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毕竟是反对派。他们失败了。他们能知道什么？新来的人总是同那些对部里工作有意见的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正等着要对他们讲前一届班子是多么糟糕。由于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败者合不来，过渡班子就以为他们讲得一定有道理。他们很少去想这些有牢骚的人为什么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话都被信以为真。这等于不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且连澡盆也泼了出去。
里根的人对国防部的第一次冲击是由国防部过渡小组组长威廉·范·克利夫发起的。克利夫和他那伙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寻找各种不轨表现和大逆不道行为。他们还迫不及待要了解机密的军事计划。他们准备了几大本有关过渡的材料，里面记的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纠正的缺点以及需要炒鱿鱼的人。这时，新的国防部长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种极其孤立的状态下工作的。
最后，这另一个人选终于宣布了，而且这一消息在五角大楼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尼克松政府中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得到了“大刀卡普”绰号的卡斯珀·温伯格将出任国防部长。我们彼此安慰着。至少大家公认温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关系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国防部精简一些人，但同时也会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领导的过渡小组很得意地把他们准备的使五角大楼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进的蓝图交给这位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很快就显示了他的管理风格。他问克利夫何时可以结束他的工作，范说得到当年6月。温伯格对克利夫表示感谢后告诉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对即将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种心态。他不是温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么？
1981年1月初，温伯格自己的先遣队来了。其中的一个成员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久前曾为罗伯特·多尔参议员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岁，又高又大，头发稀疏，嗓门很大，长着一副钢筋铁骨，好像下个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联合会去参加比赛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谈过渡问题，我是其中之一。我了解到，他在越南呆过6年，这使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每天早上还练举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没有太多的话可谈。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为另一个新来的人帮忙。此人是温伯格的政治官员处处长。听这头衔，你会以为是共和党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该党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选议员。然而，人们给我引荐的却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士玛丽贝尔·巴杰，内华达州一位法官的女儿。同温伯格一样，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尔公司工作过。巴杰女士的政治良师是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尽管她年纪很轻，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睿智、能干，比她这个年纪的人更成熟。
这些新来的人，特别是阿米蒂奇和巴杰两人，与前面那个过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烧得太狠。他们发现这个部里所积累的基本知识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马上解雇。他们愿意寻求资历较深的人的帮助，而不是在自己那无知的天地里东撞西碰。
由于温伯格当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也由于我作为白宫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在温伯格就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带他到他的新办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内挤满了看起来很阔绰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急切地等待着就职庆典的到来。柜台服务员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上楼到温伯格的房间去。这位候任部长亲自打开门迎接我。他的衣着端庄大方，举止文质彬彬，不乏热情。他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热诚欢迎我，并说他记得我在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这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他很高兴我们将再度共事。我虽然很感荣幸，但心中却嘀咕，这些话对于我要回陆军部队去的希望预示着什么？
阿尔玛也希望我回陆军部队去。她指出，我执行直截了当的军事任务时要比现在轻松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这番评论倒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我在陆军中与之共事的弟兄们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而执行政治任务就远没有那样称心，紧张程度也大多了。这可以用修理汽车打比方。军队好比是折叠车棚，而政治就好比是变速箱，在折叠棚下修东西要比在杂乱无章的变速箱中干活容易多了。虽说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要长时间地离开家人，但是在国防部办公厅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们没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时他们又已经上床睡觉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样很早来到办公室。行政官员们的房间都已经空了。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悄无声息，显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这些执掌权力的大厅内留下了真空。几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莱特整理办公桌时我同他交谈过。他和民主党任命的其他官员共同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但还是失败了。然而，我觉得，卡特的下台并没有使他们一败涂地，至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喜欢并崇敬格雷厄姆，以后会想念他的。他后来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当上了美国铁路公司总裁。为提高美国的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克莱特离开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颁奖仪式。仪式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林，有朝一日你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记得我当时想，这句恭维话倒是蛮不错，只可惜不大可能应验。
第11章 危险处境
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卡卢奇犯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间曾在斯坦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由于特纳解雇了大批隐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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